北非突尼斯和埃及军队拒绝镇压抗议民众,而利比亚军队却充当了卡扎菲屠夫的刀。这种屠宰行为引发卡扎菲政府和军队的分裂。北非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两种态度,让我们活在大陆被洗脑变得痛恨或轻蔑炎黄、孔孟的“中国人”,在筹划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走上街头之前,必须理智地思考:如何有智慧地让中共的军队不开枪?胡平先生对此提出了对策:广场散步,相机转变为集会。
我们现在应该在上街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更深入地推进这个问题的思考。
一、要让军队不举枪,须智慧地让党不能指挥枪,识破党指挥枪的伎俩。
胡平的思维基点是:让民众上街能迅速汇聚百万人数,使军队不能举枪,敢于抗命。他所述广场散步,相机转变为集会的设想,是设想在北京等关键地区形成这种人多势众的抗议态势,破掉地方强权枪打出头鸟以阻止大量民众跟进,让地方军警以“聚众闹事”的刑事犯罪骚乱予以镇压的邪毒策略。这个“散步而后集会”的设想,很和平理性,如果在北非这样做那可真的有兵不血刃的效果。不过这个设想,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成都这些大城市,除非全体或绝大多数党委、团委和支部都昏睡,否则真难操作起让军队震慑的百万散步市民。尤为重要的是:散步者在某地不到千人就可能被党军委指挥武警清场。咋办?
这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和“党卫军”身后都有中共操控思想的问题。而想上街的人对此还缺少对应的战略和策略。无论上街散步或者广场集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中国人”和“党卫军”摘除引号的帽子,思想不受中共操控。要让一个城市上百万头脑里的“党委书记”都失职,在极权专制条件下非常难。却可以让某个市的武警和驻军里的党委没戏。这需要有让党不能指挥枪的智慧。
也就是说,在北非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民众都只是跟军人较劲,沉寂的民众在历史安排下积聚了足以震撼和感动军人的力量,就能赢。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有效掌握领导权的“中国”,民众的主要对手是党。而这个党却无处不在,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像我们的影子,如何较劲?我们还没有好好思考如何让党委没戏的问题,而这个党却积极在行动。据博讯透露,埃及事件后,军方智库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议军队进一步政治化,加强党指挥枪的教育,建议更多军头儿进入政治局。这个信息居然被解读为枪想进入核心领导层指挥党。据说有位少将传出消息:谁支持军队(将军),军队(将军)就支持谁;有将军要用武器说话,胡锦涛与习近平根本无力抵挡。可往下分析,这依然是党指挥枪的伎俩。
二、要让军队不举枪,必须认清共军中没有军阀,军队是党的迫害工具。
从中共红军三湾整编的1927年9月29日起,中国就出现了比纳粹党更早、更有控制力的“党卫军”。单纯从 “党卫军”的时间上来看,纳粹党在1925年就有了,但那还只是保卫希特勒的小警卫队,真正成为纳粹党的保卫军队,以日尔曼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还是在1929年由H•希姆莱领导时,才开始真正成为党卫军,在1931年、1932年相继建立党卫军的安全处、种族局。1933年初,其成员已发展至5万余人。而中共红军从1927年8月1日南昌暴乱起就是苏共党委命令和中共党委策反的军队,三湾整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上建立党小组”,这种对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严密控制前所未有。这使经验常识、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连成的将校个人集团被党的组织罗网一网打尽。所以中共军队完全没有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派系和枪指挥党的军阀。
中共指挥枪,经过了从三湾整编到古田会议、苏区肃反和延安整风的一个由组织到思想的魔性锤炼的历程。党从有了指挥将军的手枪到士兵的步枪的组织保障之后,还通过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AB团以及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肃反,都是在军事围剿的危险尚在的大敌当前之际毫无理性干的事。纳粹和苏共都没有这样干过。中共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宁肯被剿,也要内斗”的肃反,可谓魔界修炼在中国地面上,虽然几乎使共军自毁,却成功地打造出唯命是从的乱党邪教军队。毛泽东、张国焘、夏曦不是将军是党的政委、委员、特派员,能够充分展示中共的邪恶狠毒,故而才能够以魔法妖术似的党组织能量,收拾得彭德怀、林彪、贺龙、徐向前、李先念这些军中将军服服帖帖,才可能创建起卖国投靠苏联的苏维埃,以消极抗日方式拓展地盘,以人海内战创建国寨•部落之后,支左革命后,扶右劫财,使军队成为中共迫害运动的工具。
三、中共在世界上最邪毒,决没有枪指挥党的可能性。
德国纳粹党、苏联共产党、东欧共产党都没有这种由新文化运动打造出来的痞子文人掌控思想宣传和开展肃反运动,没有利用法西斯的侵略壮大力量的客观环境,没有搞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德纳、苏共、东共虽然也邪毒,却因为民主和科学的反政府手段,没有“文革”之后人文精神和人民的死亡。德国纳粹党有美英国家力量的遏制,苏联共产党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颠覆,有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新思维,有叶利钦公开退党的瓦解党组织的推动力量。苏东共党有反法西斯民族主义运动和去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化的思想政治运动。东欧人民有意志有力量,能打动当局及其军队中多数人的天良,分化瓦解专制统治集团。
相比德国纳粹党、苏联共产党、东欧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更邪毒百倍。据博讯所说的那位将军透露,看过军队政治化报告的政治局委员中大多认为,要加强对军队的管理,不能出现突尼斯或者埃及那种军队不在中央政治局的掌控中的情况。这就是说中共政治局很清楚地知道,通过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的职权与军队更加密切关系,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抓好党指挥枪的工作。由此可知,所谓“有将军要用武器说话,胡锦涛与习近平根本无力抵挡”纯属花招。
中共中央内部没有真正有个人势力和魅力的军阀,想用枪指挥党,无疑跟想用手脚指挥头脑似的绝不可能。所谓“谁支持军队,军队就支持谁”只是戏子的戏言。将军想进入政治局,恰恰说明他想要成为党的化身,以党的思想宣传、组织操控、运动整肃,加强他的军中地位和力量。中国大陆将军被镇反,是中共将军在握枪。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没有历史安排的邪恶使命和政治局或军委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掌握党的组织罗网,枪中子弹就只能飞向自己的脑门。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能更清晰地洞见1989年学生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败在:党还能指挥枪,集会者还拥护中国共产党。拥共,就意味着献身接受屠杀。
四、上街者欲赢中共,必须丢弃幻想,解除被操控的契约,让党组织昏睡。
这就是说,终结中共极权专制的上街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除了胡平先生说的抗议规模要大和抗争者的口号要能打动人心,更必须上街者丢弃对中共的幻想,解除接受屠杀的献身契约,一旦上街每个人都有能够带动100个人参加的能量。这样的人只须一万人,就如同《射雕英雄传》里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阵摆开了1428个。如此人群出现在北京、武汉、上海、广州、重庆,两三天之内就可能吸引旁观者加入而汇聚百万人,以致中共还来不及调集军队进城,就被其它城市接踵而来的集会化解得不见了踪影。人民由此复活,军队才可能倒戈。极权政府都不再有宣布“聚众闹事”的所谓反恐怖主义的机会就被推翻了。这却是“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一类方案尚未考虑,也办不到的事。所以,我们还得沉思。
上街散步确有在上海和厦门成功的事例。不过这里的成功,是因为它涉及了普遍民众健康与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问题。但以民主为主题的散步,正如胡平所指出,由于民主的成功可以共享,共工部落酋邦的“聪明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坐享其成的方式来旁观,如同六四学运时期我那个城市的工人拒绝声援学生。身处大陆的人看到的主要还是海外网站的呼吁(当然这也有其意义),因没有大陆网站的响应,民众普遍还是将民主放到自家被强拆、被迫害和个人想谈情说爱之后。想以孙中山的流血行动唤醒民众的大陆觉醒者很少。辛亥革命能成功是有海外华人的大力支持。但如今的海外华人山头林立,即使都坚决反共却也坚决要内斗。当今“中国人”在大陆被这引号一罩头上,大多数人都成了“党鬼子”,想用中共许诺给土地、给工厂、给民主的方式去鼓动,个个都贼精一样的警惕。除非党委都政治上瘫痪了,不得已坐视散步者汇聚数万和数十万。这绝不可能。
上海与厦门的散步,是用手机联系后民众自觉参与的。联系过程中,警察全知道的,也就是说这是党做了让步的。但要求民主,等于要共产党的命,它是万万不会让步。但这并不是说散步就不用搞了。可以搞,如果真的能够每周散步,从现在持续到明年冬至之前进行100周,会起到引发党军警不满的作用。这种情形下他们或许会领悟到实现民主对他们的仁爱、自尊的意义,促成他们的觉醒。
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卡扎菲从1969年以自由名义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以革命事业的领导人名义掌管利比亚政权42年,今年69岁。他仅仅是军人恋权就能断然指挥军队屠宰民众。中共90年党组织的经营打造和62年党文化宣传教育,党指挥枪的果决和凶残可以是卡扎菲的千万倍。但我们还是能够阻止党指挥枪。
让上街者没有对中共的幻想,带着天罡北斗阵似的合作的能量,摘除“中国人”的引号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广传“中共不是中国”、“共产党反中国”“共产党是乱党邪教”、“加入共产党是耻辱”、“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是被强暴”之类的观念,并通过“三退废约”活动让中共党团队的各种组织都昏昏欲睡。
总而言之,传九评讲共产党的真相,促三退驱除鬼上身的阴魂,这样就能推动中共党内良知尚存的高官走叶利欣的路,真名公开退党,号召解体共产党,使“中国”不再有引号。一旦先家庭、后街上都喊“共产党去死”,中国就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