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ey·白和Gary·高在自家店前
樱桃小溪华人协会会长Ken·叶(Ken Yap)（左一）和副会长刘朱瑞贞（右一）、Hornsby市议员桥普拉(Dilip Chopra)（左二）、Carey·白（左三）、Gary·高（左四）在松丽海鲜店前合影
【看中国记者曾妮悉尼采访报道】按一般的概念，位于悉尼北部的松丽（Thornleigh ）属于“北岸富人区”。走入此“富人区”的松丽购物中心（Thornleigh Market Place），看到正对着Woolworths超市的明亮、洁净 “松丽海鲜店（Thornleigh Seafood）”，不会有人将这样一个宽敞、气派的店面与“黑民”两个字联系起来。
老板与“黑民”
不幸的是，在现实中，这种看似不会存在的联系却实实在在发生了。此家海鲜店的华人老板Gary·高和Carey·白两位，目前正“前途渺茫”，甚至面临被遣返的危险中。
为什么会这样？这还得从十三年前讲起。
1997年12月6号，当时在中国辽阳一家化纤厂做技工的Gary和中学教师Carey，随一个由当地外经委组织的商业考察团，持一个月的商务签证来到了澳洲。
很快，他们便爱上了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的澳大利亚，并在一个月内，在朋友的帮助和建议下，做出一个决定：留在这里，不回去了。
接下来的路，也许跟很多人一样：以某个宗教组织的名义申请难民，希望能得到永久居留。
五、六个月之后，他们的申请被移民局拒绝了。按法律程序，他们如果不向难民复议庭RRT（Refugee Review Tribunal）申请复议，就必须回去了。
他们选择了“不理它”，就这么“黑”了下来，从此走上了漫漫黑民路。
身陷囹圄
就这样一直“黑”到2002年，Carey在Campsie打工时被移民局抓获，在Villawood黑民营被关了十几天，后来交了两万元保释金由律师保出来。
2005年，轮到Gary运气不好，在大年三十那天被移民局抓到，在Villawood黑民营足足呆了三个月。
据Carey讲，本来，因为他们黑的历史比较长，律师都认为办保释很难了，担保金也不菲，正当Carey试着找人时，移民局自己也“出了事”，因抓错人而受到很大舆论压力，所以在五月初突然找Gary谈话说，你可以出去了，这样也没用担保金，也没有其他手续，就给他放出来了，并让他到Parramatta移民局报到。
几天之后，Gary到移民局报道，并得到了有工作许可的过桥签证A。又过了一段时间，移民局告知他们可以对自己的难民申请提出复议。
这样他们又到了RRT；但再次被拒。这样又到联邦法庭，还是没有批。
一条路走到……
到这时，他们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一个是到高等法庭，再一个就是申请移民部长干预。但采用后者的话，也就相当于放弃了到高法的权利。
受一位朋友申请移民部长干预获得成功的鼓舞，他们决定也走这条路。
2010年8月底，他们收到移民部长的信，让提交体验、经济担保等资料。他们很快准备齐全交上去，满怀希望的等着，最后却等来不予考虑的通知，让他们觉的“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
从理论上说，他们的路似乎已走到头了。除了自愿或被遣返回中国外，已不知还有什么路可走。
“黑民”的老板经
那么，这一对有着“黑民”历史的夫妇，又是怎么当上店老板的呢？
Carey说，“我先生有十几年做鱼店的经验。有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松丽开了一个新商场，我们来看了一下，觉的挺好，就想租下一个店面，开个自己的店。”
他们从05年9、10月就开始联系，但到06年8月才开始正式运作。这期间也有很多犹豫彷徨，不知道在没有正式身份的情况下，到底该不该签下这个店。
也许是想有个自己的店的愿望太强烈，再加之这个店面一直没有其他人问津，商场经理也一直鼓励他们租下来，并说，只要有工作许可就可以。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经理还愿意帮忙说话。朋友也说，有个店，对拿身份应该有帮助。
就这样，他们还是把这个店签下来了。
看的出，Gary 和Carey真的是把一颗心全扑在店里了。光是装修店面就花了二十七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圣诞节能休息两天，其余时间天天都得开店。
进货则是Gary的事，一周至少去两次，有时得去六次。早上四点半就得赶到悉尼鱼市，挑货、参加Auction竞买，再拉回，到店里时，一般都是十一点左右了。
然而，Gary乐在其中。他说：“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的，我知道顾客喜欢什么，我的店干干净净，一点味道都没有，不象有的华人店，味道很大，所以顾客愿意来。”
Carey说，开店的头两年，由于经验还不足，只能勉强维持。但现在做到第五年，已经越做越好了。一年营业额有七十多万，也可以开始通过雇用全职员工、交纳税金等方式回馈社会了。他们的店还被松丽区扶轮社（Rotary Club of Thornleigh）授予“最佳技巧奖（Pride of Workmanship Award）”呢。
“这个国家的慈悲上哪儿去了？”
2月8日，Carey按规定再次到移民局报到，又得到两个星期的签证。移民局要求他们去中领馆办理旅行证件，然而，Carey说，他们不敢。他们已拿到中领馆办理旅行证件的申请表，里面要求填写父母姓名等诸多信息。一般来说，申请难民，会被视为“国家敌人”，他们怕连累国内的亲人。中国是一党制，公安很厉害，这谁都知道。
也许，在移民局眼里，Gary和Carey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无甚特别，移民局必须按法律和政策办事；但对Gary和Carey来说，这却是“生死悠关”、“命悬一线”的事：十三年了，他们没有回过一次国，当年出国时留在国内才七岁的独生女，今年已经二十了，都没有见过一面；十三年了，Gary的父母也已相继去世了，去世前都未能回去见最后一面，不就为了能留下吗？现在就这样回去，怎么甘心？
再说，这个店面怎么办呢？他们的租期合同，要到今年八月才到期，急切之间，将店面让给谁呢？这么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吗？
法与理，理与情，在许多时候是很难统一到一起的。按法律，他们当然是错了，可是——“这个国家的慈悲上哪儿去了（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compassion of this nation）?”
这是一名叫作阿提肯（Bill Aitken）的记者在当地的英文报《每月大事》（Monthly Chronicle）上发出的诘问。据Gary讲，这位记者同时也管送报纸，因为总到他们店里来送报纸，大家就认识了，听说他们的事后很震惊，主动写了这篇报道，呼吁当地居民给移民部写信替他们求情。
看到报道后，Horsby的市议员桥普拉(Dilip Chopra)第一个来了。据Carey说，她自己哭了，议员桥普拉也哭了。按桥普拉的逻辑，这事简单的很：“不要看过去了，看现在！他们已经是社区的一员了，他们为社区服务、为澳洲经济做贡献，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人道！华人社区应该行动起来，帮助他们！”
樱桃小溪华人协会（Cherrybrook Chinese Community Association）的会长叶先生(Ken Yap)和副会长刘朱瑞贞也来了。据他们讲，是，Gary和Carey的确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已经知错了，付出代价了，而移民局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给予华人社区足够的资讯和教育，以致于许多有语言和文化障碍的华人不知道应怎样更好的处理各种事情。
“十三年了，我们不后悔。”
目前，他们的案子正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移民局让他们去办理回国旅行证，用意十分明显；而象市议员桥普拉这样的热心人士，则仍在想办法为他们奔走呼吁。
情与理，法律与人道，谁会占上风？目前谁也不知。
采访中，最让记者震撼和动容的，却是Gary一句平淡道来的话：“十三年了，我们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