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诚如前述，中华民国以一弱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如果她也象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能够迎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她的前程将无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剧却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夜，于八年抗战中“养在深山人未识”的中共军队，就已经发动了旨在夺权打天下的内战。中华民国要在战后的废墟上期图和平建国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灭，而且，中国国民党志在战后迅速推行宪政、即还政于民的历史愿望，虽经惨淡努力，亦因之而灰飞烟灭。辛亥以来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进程，由是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逆转。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从中共一面来看，是一场旨在“打天下”的战争，因为中共数十年在苏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就是要颠覆新中国——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从中国国民党一面来看，则是中华民国第三度统一中国的战争。因为，一度为北伐成功统一中华民国，二度为统一后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余波。从结局上看，则是中国国民党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这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在中国大陆既已被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颠覆，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更已为中共的“共产专制制度”所复辟。而中共农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历史特质，中共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农村独裁政权的性质（按：费正清死前对中共的最后用语），和中共从专制理念到复辟实践都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质，自然又决定了这一场内战的根本性质，乃是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历史较量。
一 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
本节冠以“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这样一个标题，历史若倒退半个世纪，读者一定会认为题中所指的专制倒退，必是中国国民党及其失败的政权无疑。而题中所指的民主进步，又一定会被误解为夺取了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这是在五十年之后。因而这个认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国大陆民间更无人会产生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觉。因为中国大陆民众在半个世纪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专制，谁才是专制。但是这又并不等于说，在中国大陆每一个人都已经懂得了，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被打败的那个国家、政党和政权，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才是一个真正民主进步的政党和政权。历史的悲剧在于，它失败了，如同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与克伦斯基及其革命政权一样地失败了；如同她领导长期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光辉竟被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掩灭罄尽一样。数十年来她为了推进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艰难过渡的种种功绩和实绩，早已被忘却，被掩盖，甚至被诬蔑和栽赃。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终于使中国大陆人民自己从反思那个“失败了的政党和政权”为始，进而对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者，以及她在失败前的最后几年中，曾如何迅速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再认识。而这一再认识的结论，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更是中国民主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进行长期较量的继续。而所谓民主进步者，非但不是那个胜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个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和由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显然，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认识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
第一、训政的结束和双十协定的签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国国民党因外患内忧而未能如期结束训政，但已经准备结束训政和筹备宪政。一九三七年后，国民党不仅于艰苦抗战之中，仍在推动着民主宪政的准备，而且，随着再度“容共”和党禁的实际开放，中国已经再一次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形态。当时的中国，除掉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以外，不仅还有一个有地盘、有军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合法存在和独立存在，并能参预国是，而且在原来就有的新闻、舆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基础上，已经逐渐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团，直至其他在野党派的出现。抗战即将胜利结束时，就在这些社团当中，由国社党和数家小党所结合而成的中国民主联盟、中国青年党等，非但已经应运而生，而且在国家政治上，已经愈来愈有了言权，甚至是事权。再加上法统原来就是共和的，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目的，又是要还政于民，实现多党政治，因而，抗战胜利之日，即已成为民主宪政大步推进之时。中国国民党亦由训政而开始了向宪政的实际过渡。
二、正因为法统是共和的，执政党是要实行民主的，战前和战时亦已经为战后的民主政治作了准备和铺垫，战争远未结束，中华民国政府就已宣布将于战争胜利后一年召开“制宪国大”，然后召开“行宪国大”，实现“还政于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当日，蒋介石便在中共已经借“受降”而挑起内战之时，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敦请美国大使赴延安斡旋，请求斯大林敦促毛泽东参加和谈，以消弥内乱和内战，共同和平建设这个历尽战争创伤的新中国。由是，毛泽东才在美国大使的“护送”下来到重庆。国共两党历经四十日的会谈，于是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一、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各项问题。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
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
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并皆有合法的地位。
（六）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七）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双方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首先，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签订，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个“能够与反对党进行平等对话和平等谈判的政治体制，或曰民主体制。”中共及其政权从来就没有、也绝不允许存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民主体制”。
其次，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充满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权，在本质上便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和政权。因为，执政党首先已经承认了中共这个反对党和其它政治党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认了多党存在的现实，又决心要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实行多党民主政治。这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权则是不能想象的。01
第二、政协会议、制宪国大的召开和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
一、毫无疑问的是，“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确实充满了民主建国和多党治国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体的表现，便是三个月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首先，从这个会议的三十六名组成人员来看，国民党仅占八人，中共占七人，中国民主同盟占九人（中共为拉拢民盟送其两票），中国青年党五人，各界社会贤达九人。除国民党八人外，其余各党派共二十八人均为本党本派所推选，而非执政党各级党的组织部自己提名、自己审查和自己批准。他们才是真正的各党派代表，与今日中国大陆那个“假政协”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政治协商会议由协商而敲定的内容，基本上便是“双十协定”的内容。它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制宪国大”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确是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她不仅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权”思想弥补了“三权”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选举权填补了因间接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制度的缺失，而且赋予人民在直接民权行使中享有创制、罢免、复决的权力，无疑是对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一个发展与完善，从而显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别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原则，和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的明确要求，既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发展与完备，又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是“临时约法”诞生后三十年间，中国宪政历史艰难进步的政治结晶，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之所以能够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历史根据，也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华民国宪法”的根本缘由所在。难怪胡适之先生说“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若将之与邓小平改革时代，有人仅仅说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恶法”相比，谁是真正的民主，谁才是真正的专制，也就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的是，这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过程，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外患内忧的艰难时世，记录了“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进程，还纪录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本质，和中华民国拥有一个共和法统的民主国家性质。“中华民国宪法”于训政时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草案（即五五宪草），于艰苦抗战时期和抗战刚刚胜利结束的岁月里，由各党派及无党派（包括中共）进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党一派的产物，而是多党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在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就决定广泛征求对“五五宪草”的意见。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宪政期成会又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各方意见，经过综合整理，提出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国民参政会议员和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组成“宪政实施协进会”，以“发动全国人民研究中华民国宪法”。一年后收到各方意见二百六十九条，经讨论提出三十二项建议，题名“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对五五宪草的意见”。第三次是国共“双十会谈”曾决定由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予宪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宪法修改原则，其最为重要者，便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需出自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第五条）”。而参加起草宪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员即有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负责起草者为当时亲共的反对党领袖张君劢，以及骂国民党骂出了名的民盟领导成员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张甚至在起草改组中，蓄意笼络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02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两日，即在制宪国大进行中。其间，一是由国民政府与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张君劢、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吴经熊等两次会商，根据修正案加以整理、补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后，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然后再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交由行宪国民大会连续召开六次大会，进行广泛讨论，并组成有二百人参加的八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宪草内容进行审查；三是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读通过。由是，“中华民国宪法”终于诞生。
“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标志着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着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历经外患内忧和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制宪的成功，迅速地推动了行宪的实现。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立即开始了行宪的准备。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宪国民大会组织法》，《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和《五院组织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又与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于南京为筹备宪政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商施政方针（十二条）。主要有：改组后之国民政府，由参加之各党各派即社会贤达共同负责；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合作基础；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行政院长人选，应先征求各党之同意；凡因训政而颁设之法制及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严格保障人民之各种自由；各省、市、县参议会，尽量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参加选举者约二亿五千万人，共选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议会开始选举监察委员。原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员选举，因各党派代表名额问题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宪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根据宪法，总统、副总统选举不由党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组合一百人连署提名候选人。蒋介石以一次选举所得二四三零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当日出席会议人数二七六五人）；副总统选举出现六人公开竞选状态，会内会外，舆情起伏，竞争激烈，历选数次，最后由李宗仁当选。由是，虽然行宪后的国民政府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不具有原来一党训政的意义。
上述事实证明了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已在真诚地和迅速地推进着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其由军政、训政而宪政的建国、治国目标，也终于在内战的烽火中得以实现。如果此时的中国没有内战，即没有中共为夺取政权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此时的中共能够遵守自己亲自参预和通过的“双十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条约，包括它亲自参预修改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如果中共在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一再为它保留庞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请、等待它出席的情况下，能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内战，参加国大，遵循而非坚决推倒由它亲自参加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04则战后的中华民国，不仅因此而能够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够象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发展起一个美好的战后中国（详见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国大陆人民非但不会再度历经残酷的内战，而且更不会在嗣后半个世纪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环境下，只因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迫害和蹂躏而横死八千万之数，超过日本侵略者杀害我同胞的数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仍只能“苟全性命”于中共专制复辟政权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才又为全体中国人民补上了谁是专制、谁非专制的历史一课。虽然，中国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论，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一场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残酷较量，难道还不是正确的吗？
二 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盖其根本的原因，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十四年疯狂侵略。这是因为：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更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的持续叛乱造就了“天赐良机”，尤使因阴谋策动“西安武装政变”而绝处逢生的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却在“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十分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了。05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惨重伤亡已如前述（参见第六章）。相反，中共却在决策“日蒋火并”和乘国难以扩张的“抗日”总方针下，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所谓战争的“创伤”和战争的损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谈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参见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官邸进行轮番轰炸，一再发动大举攻势以叩重庆门户，却从不对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只将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当作他们狠狠打击的对象，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嚣“务必鹰惩蒋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叫喊“集中火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却声称“对地方杂牌军则不必理会”。06整个抗战中，日军共击溃中华民国政府军七十五个师，中央军即占三十五个师。所以，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比例虽是四：一，但国民党军队已主要是“地方杂牌”。
其二、在经济上，八年抗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长时期的战争破坏，造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损伤。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为八七零百万圆，军费开支却为一一六七百万圆；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为二零二四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九三三百万圆；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为二一六五一九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万圆。这种情况，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债和内债以外，只好大量发行钞票，如此又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恶化带来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无战费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土地、财物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战后，中共既无通货膨胀经济恐慌之虞，却有苏俄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因此，中共的“穷家”，也就实在比国民党的“穷国”要容易对付得多（参见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统治区域上，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为坚持八年抗战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亦获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但是，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迎来了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分。在八年抗战中，被中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竟已成为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区”。在中华民国，非但“一国已有二主”，而且中华民国政权竟已变成了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国家政权，统辖的人口不仅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统辖的地区亦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强。由是，因抗战，而使中国成了一个破碎的中国，更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个破碎的政权，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战前，仅剩下二万乞降人马和仅“统辖”了数十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却在抗战伊始便拥有了陕甘宁和晋察冀这两个合法的和独立的边区政府，战后更拥有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统治区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
其四、在政治上，由于中共使尽了“宣传”的伎俩，因而，在中华民国有舆论自由，而在延安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之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甚至恃共产党以挟国民党。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故国民党有错，举国皆知，甚至举国皆反；相反，若共产党有错，则举国无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时，姑不论共产党在实际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种种“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单就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和“深挖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如麻的情形，在“国统区”就非但无人揭露，甚至连知道的人也没有。但这些事情若发生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为，则不知要给共产党和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闹到怎样的地步。苏军在东北不知蹂躏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惨事，竟不为人所知，更无人敢讲，但由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后者而言，即那些曾拥共产党自重，而敢于大骂国民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所谓民主人士们，他们虽然认共产党为民主，指国民党为独裁，为共产党做尽了帮凶、帮忙和帮闲的勾当，但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是被共产党送掉性命，就是被共产党强迫劳教、劳改、流放，或终于成为巴儿狗的悲惨命运，实在将当年他们敢于大骂和横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勇气与风采”，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成为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所极端不齿的形象。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乃是民主的和开放的，在共产党统治区却是专制的和封闭的这样一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态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舆论作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武器，再加上为所谓的民主人士们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上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嗣后，尝足了制造舆论甜头的中共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就绝不容许任何舆论的存在了，直至连人民说话的自由也全部为他们所剥夺悖尽。
二、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因为中共在长期不抗战中种种图谋反叛中华民国的表现，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制造种种赤裸裸军事行动以发动内战的行径，早已将它要夺权的野心，诉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逞之不及的全国性叛乱，不打则势将被中共所颠覆，打则不仅要顶内战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相反、共产党早已发动了内战，甚至已经大打特打在前，却无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这就给共产党的一个党、一家军队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内战、打江山，带来了对于对手的绝对优越性。
三、仅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
（二）将一九零四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攻击（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予以恢复：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二、保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该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租借权。三、东清铁路（满州里——绥纷河之间的横贯线）、南满铁路（长春——大连之间的踪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州保有完整的主权”（引号为作者所加）。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07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着这样一分“密约”，以所谓五项先决条件（雅尔塔密约的数条内容）作为前提，才愿意对日宣战，更以消灭日本关东军为诱饵，来迫使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直到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本开战的斯大林，不仅由此而在我国东北捞到了无数的战利品，而且如其所愿地将整个东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参见下卷第五章）。这就在国、共两党的整个战略态势上，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完全可能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既不会因此而遭受较之日本侵略更为漫长与痛苦的共产专制复辟，亚洲亦不会在战后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而世界也决然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模样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为造成中国人民痛苦历史的万恶之源。今日中国大陆老少妇儒皆能道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产党。
第二、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另一个重大外在原因，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便是“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本书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经指证了苏俄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和它持续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本书下卷还将进一步揭开上述阴谋罪行的事实，以及二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苏俄支持中共发动内战以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行径，藉以说明新沙皇俄国的蓄意颠覆，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08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参见下卷有关章节）。
第四、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专制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卫的武汉“俄国政府”亦实现“分共”以后，中共在苏俄直接策划下，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策划与指挥下，中共遂在南方农村持续了十年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嗣后，虽经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历次围剿而惨遭失败，但是，中共又因策动西安事变成功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绝处逢生，从而导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这不仅是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持续破坏，并且终因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使之成为对中华民国的致命威胁。
三、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具体名单见本章注释）。09
四、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专制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