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6月1日发行的《毛主席会见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下称《纪要》），应该是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美建交及毛泽东本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纪要》在当年印了四万份，存世也应不少。它将有助于人们澄清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误读与曲解。
从《纪要》中，人们也能看出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权”和“保权”，直到他生命终结。
首先，为夺权，死多少人他都不管，只要他能赢。中国民众被杀，对他夺权有利，他就大声叫好。当他与斯诺谈到，在以保安为根据地，只有两万多兵时，他感叹：“谁想到人们能够占领大陆啊？”，“后来日本人又来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在《纪要》中显示，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显然他对他的这个观点颇为得意。日本人侵略中国让多少中国人血流成河，多少人流离失所。据估计，直接死于抗战的中国人就有2千万人。
除了感谢日本人之外，他还感谢蒋介石：“后头还是蒋介石帮忙，1927年他杀人了。”人们知道，1927年蒋介石清党杀人，还想杀绝共产党。而毛泽东却为自己的同党被杀叫好。平凡人根本无法理解伟大领袖的超常思维，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大概，只有那些”纵做鬼，也幸福“、甘心情愿地做领袖炮灰的人才能真切地、衷心地理解他们的伟人。
《纪要》中还有这样表现毛泽东对民众生命冷血的证据。如，为了让造反派帮他夺权，他支持武斗。毛泽东的原话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人们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高兴的是武斗了不承认，讲假话，以及虐待俘虏。而用矛、枪、炮真的武斗，他家老人家看着这出戏是满心欢喜的。他才不管有多少革命小将和无辜民众为此失去生命。他唯一关心的是权在谁手上。
其次，对妨碍他夺权或对他既得权力构成威胁者，格杀无论。当斯诺问到，“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毛主席还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这里，毛说北京市委的权他管不了，他要的就是权力在他个人手上才算数。很显然，他追逐的是满足个人对权力的占有欲，以实现将其个人的乌托邦理想强加于中国大众，以满足其实现个人理想所获得的快感。为了这种快感，他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只要认为有人挡他的道，他就会让拦路者死。为了这种快感，为了扫清道路，他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所以，他夺权完全是满足其个人私欲，并不是人们原先认为他是为了劳苦大众，大公无私。此前，他一言九鼎，北京市委都是乖乖听话的，现在对他不理睬了，他极度失落；认为权力已旁落，他必须绝对地控制局面。是刘少奇这样的当权派破坏了他的快感，刘少奇这样的拦路虎必须清除掉，最好的借口说是指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毛前面所说的话，人们还可以顺便澄清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毛主席不赞成搞个人崇拜。再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北京市委的权，他管不了了，那个时候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继续对斯诺说：“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很显然，毛需要崇拜，正是他自己刻意要搞个人崇拜。毛搞个人崇拜其实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从延安整风时始，也有学者认为毛从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开始搞个人崇拜。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目前中国人都熟悉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看，彭德怀仅因为不满大跃进，让毛难堪一回，便被整肃得毫无还手之力。见到这样功高盖世的人都被修理成这样，全党从此噤若寒蝉，都知道毛心狠手辣，从此再也听不到与毛不同的意见。毛利用恐怖气氛树立了霪威。有识时务者开始明白，吹捧毛是最安全的，而且还可以获得政治实惠。于是崇拜毛主席逐步推向高潮，直到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等口号出现。
而文革初期，毛泽东之所以要掀起个人崇拜运动，很显然，他要通过崇拜者来向自己的政治对手显示自己的力量，向他们示威，为他的夺权行动造势。所以，在1966年8月到11月间，他8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超过1000万。他的目的，就是暗示他的政治对手：有这么多人狂热追随我，你们不要动我，只要动我一根毫毛，你们就会被这些发疯了的人浪所吞没，将会死无葬身之地。看着这场面，那些对毛主席不满的人无不胆战心惊，唯有跟着高喊“毛主席万岁”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后来由于刘少奇已于1968年在开封被整死，所以毛觉得暂时安全了。于是他认为个人崇拜要降温了。然而也只是降温而已，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他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个人崇拜以威慑那些潜在的政治对手，只是收敛一下，在将来用得着的时候还要拿出来。况且，毛泽东其实很享受个人崇拜所给他带来的幸福。所以他批评斯诺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很享受个人崇拜，而且还要把它变为他的夺权工具。说他不赞成搞个人崇拜并不符合史实。
毛泽东最后对斯诺说：“我对你不讲假话”。《纪要》红色的主标题下注明：已经主席审阅。毛泽东在这里不说假话，所以在《纪要》中，毛泽东是真实的毛泽东。这份史料，人们会有四个强烈的感受：
第一，当最高权力不能公开透明的竞争使其和平更迭，而是以暗斗的方式夺权，过程往往很暴力、很血腥，结局很惨烈。不论是彭德怀还是刘少奇，都没机会向全国公众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或辩解，以便公平地接受公众的质询和选择。毛泽东一声令下，他们或是被打入冷宫，或是丢了性命。这种夺权的方式承袭着中国宫庭斗争模式，中国历朝历代宫庭夺权内斗大都伴随着兄弟、母子自相残杀，民众跟着受连累。这种斗争的技术要求是一招制敌，绝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稍存慈心，便反而让自己身首异处。毛泽东运用这一技术时，手法娴熟，所以他赢了，但全中国人跟着他遭殃。
第二，高度集权，权力就会失控。用无法无天来形容毛泽东是再恰当不过。建国后他一手遮天，谁也管不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国家权力和暴力机器成为其个人私有物，他想拿来整谁就整谁。在《纪要》中，甚至见到宪法的修改也是先由毛来定调。他一句话、一挥手，全中国都被他搅如痴如狂，也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然而因为他是“至尊”，所以中国人不用他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任何责任，其所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无法挽回的重大摧残后果，却由几代中国人来承受。不改变这种状况，高度集权仍将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乱源。要彻底改变，唯有对权力进行横向分立，让它们相互制衡才能解决。
第三，当“个人崇拜”只有崇拜的权利，而不许有反对的自由时，个人崇拜很容易被权力挟持。毛时代，人们只能向主席表忠心，不能有半点不敬，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人是真心崇拜毛泽东，他们主动维护毛的权威，对他们认为反对毛的人大打出手，而毛泽东却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将这种崇拜挟持为自己夺权的资本和工具。当这种崇拜没有利用价值或是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甚至打击。红卫兵高潮过后，红卫兵头头们被抓进牢里，就是明证。
第四，当思想被极度专制时，生命就会被极度冷漠。读这份《纪要》时，对人造成最强烈的刺激是：毛泽东太冷血了！但当回顾1949后的历史时，却发现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也许不能把所有罪过都归罪于毛泽东，有很多东西助纣为虐。
对于这些，有人归罪于中国人整体冷漠和对毛泽东的奴性。的确，不论是三反、五反、镇反还是反右，都有大量的生命在中国人的互斗中死去，不但没人为此忏悔，甚至有人认为这些人活该死。还有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几千万生命，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觉得痛心疾首。不但毛泽东，中国人整体都对生命极度冷漠。所以有人说，是中国人整体冷漠造成中国人大量非正常死亡到处漫延，而无法控制。
毛泽东为什么能在执政过程中造成这么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却仍身居高位，直到还能让他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把毛泽东神化，极力崇拜、吹捧、纵容，他能翻这么大的浪吗？所以，有人说是中国人对毛泽东奴性，促成毛泽东对中国人造成大面积伤害。死了这么多人，还是没有人能醒悟过来。
其实，不能否认上述因素造成对中国人大面积伤害，但不能如此简单归罪。当时的中国人，只要他敢说他不崇拜毛泽东，很快连命都没有。即使在今天，人们面临这样境地，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以卵击石，何况那时的专制是如此严密。
也有人将这一切伤害归罪于马列主义，是这个鼓吹暴力专政的理论，让中国人对生命漠视，充满暴力。的确，那些被打倒的人都被认为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或坏分子。如果没有马列主义这面旗帜，毛泽东不可能舞动中国人。但这不能全怪马列主义。人们知道，1949后，除了毛泽东和马列的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之外，其余思潮的作品一律对广大公众禁止。中国人除了马列主义和慢毛泽东著作外，再也见不到其他的思想。每天讲的、见的都只是马列毛，所以只能相信马列毛。加上不服从马列毛将被暴力镇压，甚至生命都要补消灭，中国人想不从都难。中国人从此被劫持，被强制信仰马列毛，从此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归根结底，罪在中国人的思想被极度专制。在这种极度专制之下，马列毛主义成为唯一被允许信仰的宗教，异教者被无情打击和镇压，不服从者将无法生存。从此中国人不再思想，只要能生存就行，结果造就了群体无意识，中国人成了别人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低等动物。
当思想停滞、枯竭到只知道盲从时，人就只剩下兽性。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冷血地纵容、追随毛泽东作恶的原因。
当然，虽然归罪于专制体制，但不否认的是，中国人应对1949后因政治内斗失去的生命忏悔。而简单地把责任推给专制体制，中国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必反省。毛泽东和马列主义能上台，是有很多人主动推动的，并不完全被劫持，之前中国人还是有其他选择的。可以说，毛和马列是中国人自己选的，中国人必须承担自己的所选择的道路所产生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在建国后各种运动中积极主动去残害他人生命的人，更应该忏悔和道歉。尽管这些人有不忏悔的自由，但这种忏悔，将是从兽性向人性的回归，也将一条使中国人更少暴力，由恶重归于善的和谐之路。
（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是：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