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放学回来，在忙着准备晚饭的我身边转了一会，终于忍不住她的得意：“妈妈，今天老师来问我，我跟她说了你打我的事，她还用一个笔记本记下来了。”我大惊失色：“什么什么？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跟尤哈老师（她的班主任）说了妈妈打我，今天丽达就叫我去办公室，问妈妈是怎么打我的，我说是用这么厚的尺打的，很痛，还问为什么要打我，我说因为我4点下课，我5点还没回家……”
这个9岁的不知深浅的小家伙，把我给告发啦！她知道芬兰的法律不能体罚孩子，就小小地告了妈妈一状。
麻烦来得比我想像得快，两周后的星期五，女儿回家带来了学校的通知，要求我们夫妇在下一周的周四中午11时至13时去学校，儿童保护局的官员、学校的校监和女儿的班主任要与我们会面。
学校里有什么等着，训诫？警告？还是更严重的？我们错在哪里？该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一时理不出头绪，转念一想，对孩子不能体罚，欧洲国家人人皆知，在人家的国家违反了人家的法律，那该受什么处罚只能安然接受啦。
怀着静候发落的心情到了女儿的学校，迎接我的是五个牛高马大的芬兰人，儿童保护局的官员、学校的校监、女儿的班主任和两个任课老师，校监一脸严肃地告知我：今天要跟我谈的问题很多，所以安排了两个小时，先由老师介绍女儿的情况，然后再谈别的。虽是山雨欲来，我还是心中一喜，女儿入学半年了，我们苦于语言障碍，无法与老师沟通，这次有翻译在场，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老师介绍了女儿的情况：正面的是品行良好，负面的是芬兰语不过关，理解能力差，有时注意力不集中；我接过话头，也谈了孩子在家的情况，我在对她的教育上的一些苦恼，根据她的特点我也请老师给我一些指点。
我经常戏称女儿为“细胞”，凡事都要和妈妈在一起，长到这么大了，至今还不肯睡到她自己的小床上，连洗澡也要我陪着，我用了很多办法想使“细胞脱落”，也没能成功，令我很伤脑筋。她的语言障碍也是我的心病，不能完全理解，不能自如表达，她就不能融进集体环境，就会孤独。而我们夫妇的芬兰语程度都不能完全理解她的课本，无法辅导她完成家庭作业，在学业上帮不了她。
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也置我于“夹板”之中，我一直告诉女儿应该早早回家，不然爸爸妈妈会很担心，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因女儿的晚归而打她的原因。而小家伙在芬兰交的第一个朋友竟然在相识不久的周末，带着睡衣到我家过夜!从小女儿接受的教育就是对小朋友要友爱，自己的东西应该和小朋友分享；同时我们又告诉她不能向别人要东西吃，她的小脑袋无法理解这个绕来绕去的问题，很是委屈：为什么别人可以向我要东西吃，我不能要呢？为什么每次我都得给别人，而我不能得到呢？
不觉时间就过了一大半，从校监频频看表我才发现已是12时40分，我的违法行为终于被提起，不过这时的空气已经不再凝重，校监说：“今天与你见面，让学校对孩子的家庭和家长有了了解，我们很高兴。芬兰的家长过去也体罚孩子，不过现在法律已经规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了；请你以后注意。
在我表示了歉意之后，她又说：“你们移民来芬兰时间很短，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儿童保护局的专家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你们需要吗？”当然需要啊，我这个苦恼的妈妈巴不得有人来帮我呢，于是儿童保护局的官员翻开笔记本，跟我预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时针指向13时，我边跟芬兰人握别边心里嘀咕，三堂会审就这样结束了？
回家的路上，细细地想了中午的会面，我有了一点心得：虽然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但西方人对东方人、东方的文化了解得还是很少，所以沟通很重要、很必要。自己主动与对方交流，谈出教育孩子的困惑，让对方了解了我的为人，理解到我的用心，也明白了一点东方文化中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谅解了我的行为，把一场 “鸿门宴”变成了一场帮助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