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时世造英雄，其实时世也造替罪羊的！
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这是从所有权方面来讲的。当然，没有所有权的人，也不是没有卖国的念头，但那仅限于谋求执政的在野者。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笼统地说：北洋政府的执政者也有民族意识，也不想卖国，可是内政又逼着他们都得卖国，因为他们需要外援。大体说来，在朝者付出的代价较低，因为他需要的外援相对少；在野者付出的代价较高，为了上台，不惜把卖国的支票开得更大些。
幸好，李鸿章跟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没有司马昭之心。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从两广自立开始，过把帝王瘾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谁的？大家可别跟我说，大清是所有大清国民的。做奴才不能这么自作多情！龚自珍的儿子带领英法联军冲向圆明园的时候，小子可没有这种情结。那时的统治者向来是“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的，他们根本没有国的概念，只有家的想头。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对，朱棣恼了，说：此乃朕的家事！康梁变法失败后，老太后要废掉光绪，外国驻京公使表示反对，老太后也恼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话，国家最高领导的非正常换届都是人家家事，跟国民无任何关系，国民自己巴巴地凑上去，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句话，大清当时能卖国的只有一个人——老太后！
用现代术语来讲，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满人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公司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业务部门的执行经理。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鸿章只是个跑腿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儿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说卖国，那是不自量力；说爱国，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国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鸿章即使卖国，国民也管不着！大清国也不是李鸿章的，所以那国也不是他想卖就能卖的。
很奇怪的是，中国民众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撑，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卖国的了，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则更多是针对李鸿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卖国的经纪人，但我们看到的历史结局却是：老太后拉屎，李鸿章擦屁股；老太后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怜的李二啊！
光绪二年（1876年）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 “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
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