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中国模式”的吹鼓手涌现了不少。这其中既有《中国怎么想》的作者，马克·莱昂纳德这样的“洋吹鼓手”，也有宋晓军、王小东以及摩罗这一班高声宣称“中国不高兴”和“中国站起来”的“土产吹鼓手”。这帮人七手八脚把“中国模式”这位待嫁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涂了腮红，披上盖头，塞进八抬大轿，一路上锣鼓齐鸣送去新郎官家中。但讽刺的是，在拜堂成亲以前，他们对于自己亲手打扮的那个“中国模式”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心里没谱。
2010年，继续打扮着“中国模式”这个小媳妇的集大成者，要算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这本书之所以值得一读，并不是因为它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做了一个多么精辟的论述，而是因为通过这本书，我们更容易看清楚这个“中国模式”，它好不容易才积累下来的某些“理论经验”以及其正在遭受的重重困境。
当然，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个“经验与困局”中的“困局”是明显大于“经验”的。中国模式的“经验”几乎用一句话就足够概括，那就是由于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带来的国家行为的奇高效率。当年，邓小平在评价苏联出兵阿富汗时，曾说，“我看美国搞不过苏联”。为什么？苏联政治局开个会就能把这事办成，而民主程序繁琐的美国办得到么？这种“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可怕效率，是西方任何一个民主化国家的政府所无法想象的，也是他们所“羡慕”的，郑永年据此进一步提出：“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成为“替代模式”？我想，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作出说明的是，西方国家赞扬“中国模式”往往是出于“生意”上的考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搞定”中国政府基本就意味着“搞定”了中国的一切，而不需要像在别的国家又是投票又是听证又是扯皮，即使在花了血本“搞定”各方之后，一个项目却依然没法拍板。“效率优先”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也是一部分不怀好意的老外对“中国模式”赞不绝口的重要原因，至于这个“中国模式”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他们压根不会多想，因为在“生意人”眼里，说“中国模式”和说“哈罗”、“你好”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只要能把事情快点办成，多打几声招呼、多说几句“中国模式”，又打什么紧？
看来这个传说中的“中国模式”，洋人并没有搞懂，国内的土人亦没有搞懂，“土洋结合”的学者郑永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虽然他在书里畅谈了民族主义、五四精神，乃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关于“中国模式”的准确定义，却难以寻觅。实际上，从北京奥运后至今，“中国模式”的争论已逐渐由热转冷，如今人们关心的，是房价、医改、通胀这些更实际的问题。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在基本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中国模式”这类远离普通人的理论空中楼阁，兜售起来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也难为郑永年教授写了如此厚的一本书，虽非“巧妇”，却也为我们表演了一次颇为精彩的“无米之炊”。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是，政府的责任有千万种，但最起码，你应该让支持你的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失得起业、退得起休。在做到这些之前，任何形式的“中国模式”，在老百姓的眼里都是浮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之前火热了数年时间的“中国热”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也让我们的目光，逐渐从那个神鬼莫测的“中国模式”，转移到实际发生在我们周遭、直接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事情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