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悄然过去,国内媒体热衷于总结已过一年的几大新闻、几大网络流行语之类。但是,有一个话题必将继续成为二 ○一一年关注的热点。它产生于二 ○一○年上半年,可称得上是精英共识──少数人垄断了社会优质资源,多数人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以极端方式重新洗牌即进行社会重构的思潮,必然在某个时点上演变为大规模社会行动。
社会行动改变现存秩序,按现代政治学术语讲,叫参与爆炸。它直接导致古典型大崩溃,即如屡发的古代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后果。有反对意见称:中共握有强大的合法镇制资源,“党指挥枪”的原则为其核心能力。但是,也有专家指出:“军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尽管它相对独立、相对封闭。军队内部不仅存在严重的不公,也存在比社会其他部分更严重的腐败。”
对此,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坦言:所谓党指挥枪不过是个虚饰性原则,秦朝中央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远比现在强,而在重新洗牌发生之际,南越地区军队不仅拒不救援中央,反而借机割据。“赵佗问题”到西汉第四代才得以解决。
权贵资本主义的守夜人
体制内学者热烈讨论重新洗牌问题,是对习近平二○○八年十月发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讲话的诠释。彼时,习警告体制内高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据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说:有些力主反腐的退休高干读了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的文章,老泪纵横说“有这样的思路,我们就不用担心共产党的命被别人革了。他们确实指望习近平大力刷新政治。”然而,习也是权力交易市场上的投机商,他不可能超脱于派系,也不可能不极力搞好平衡。
对于习使用团结手腕的近期做法,接近权力核心层的分析人士称:习即便不明显地重复江泽民“以腐败换团结”的路子,至少也会以团结为名来降低反腐力度;他 “不可能实行政治改革”,实质身份仍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守夜人”。无论新兴的“西北帮”还是曾庆红要他保护的太子党,都在等待习上台后给他们分配优惠的政治资源。
吴南生言论遭高层围剿
体制内开明人士为给政治改革造舆论,打出了“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旗号。先是邓时代改革宿将、原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南生(前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在小范围内谈话,指出“要警惕那些钻入市场的权力”,“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制度”。时隔半年,素有 “吴市场”之名的大牌经济学家吴敬琏与《新京报》记者对话,指出:“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二吴言论在理论界掀起两波巨大风浪,中间又由新华社《半月谈》推助,给出中国富豪的三大来源:一为草根崛起,如浙粤两地商人;二为由官转商,如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等人;三为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步较高,容易获得资源”。由于第三项会涉及现任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家族人员,《半月谈》没敢举例。即便是如此策略地表达,仍然招来高层的围剿,先后有贾庆林、李长春、刘云山、王乐泉等人批示该文有方向性问题。刘云山本人则亲自到新华社训示该社高层,扬言要收回对新华社的委托。《半月谈》本系中宣部创立的重要党刊,其业务方面的工作委托新华社来处理。因此,新华社在选题、组稿、编辑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
事件当中是否有习近平卷入的因素,外界尚无从得知。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吴南生素为习仲勋所赏识,习仲勋曾与叶剑英一起到深圳听取吴南生的汇报,因此,吴南生谈话“讽谏”习近平之意图十分明显;第二,北京高层有小道消息说“习近平受政治局委托,以书记带班人的名义,给吴南生写信,希望得到吴的 ‘正常渠道建议’,颇含威胁之意”。后一项,传说成份大一些,但也不难看出习“决不政改”的形象在官场与民间已经形成。
越丑越有份量的权力怪圈
中共本身已经是无数个利益集团的庞大组合体,就算习近平想实施政改,也会遭到中下层的强烈反抗。人们均知道滥用公权力是一种丑行,但是,在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越丑越有份量的潜规则。有所区别的是,高层对此表现还隐秘一些,而中下层则完全无所顾忌。比方说,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尚未有初步结果,浙江温州又出了“我叔叔是金国友”事件。
在浙江温州,一名金姓男子醉酒驾车与他人车辆刮蹭后,召集朋友殴打交警并对被蹭车辆进行打砸。施暴之时放言:“我叔叔是金国友,跟老子作对的话非弄死你们不可。”温州警方起初对该人实施了行政拘留二十日的处罚,在网络舆论压力下才改为刑事拘留。至于其叔金国友,不过是温州市下辖永嘉县退居二线的公安局副局长而已。一个最高不过正科级的官员,其侄竟如此嚣张,由此可见中共中下层深陷越丑越有份量权力怪圈之情状了。
越丑越有份量的权力怪圈,导致了严肃的民间学者对国家性质即政治制度的疑问。有历史学者在博客上回应读者跟帖提出的话题时说:“有人说,中国目前的体制叫国家资本主义。这可以商榷。但决不是社会主义,也谈不上初级阶段。因此,中国急需政治改革,否则,就会出现社会自动重新洗牌的事情。”
自我麻醉能维持多久?
研究中国社会不公问题的学者当中有人称:中国正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与东欧转轨初期的状况,即制度腐败突出表现在 “政府俘获”方面。政府被俘获后,就得老老实实地为资本服务。但是,中国的“政府俘获”自有其特色,最明显的就是:政府本身作为一庞大的利益分配系统,它首先乐意为自己服务。
中国社会出现大崩溃之前,政治道德已经全面崩溃。换言之,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处于欺骗不了底层社会、但又不得不靠骗术来自我麻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