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李文婷编译报导】上世纪80年，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发展经济。国外的企业家、投资者纷纷登陆中国，开办工厂和通过服务，进军中国市场；近年来，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向海外扩展，寻找矿藏和投资机会，中企的高管们也开始了在西方的职业生涯。
驻华洋人篇
你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你的司机猛踩油门。可还是太晚了。骑摩托车的骑士奇迹蹟般的没受伤，他自己从地上爬起来，然后大声辩解说不是他的错。毕竟，谁不是经常从马路的死角逆行着冲出来呢？
中国人的安全意识常让驻华洋人紧张的喘不上气来。上海一家外企的经理说，：“安全意识真是个问题。你在工厂里定下了严格的安全规定。可是当你的员工一出大门，就面临着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你如果让一个人开车系上上安全带，他们都笑话你。”
不过驻华洋人现在的日子可比上一代人舒服多了。他们不用再蜷缩在酒店，忍受毛泽东时代的食物和服务了。现在他们想要什么都行，当然价格不菲：法式蛋奶酥和寿司、带花园的别墅、孩子们的名牌私立学校。（哈罗和德威学院这两家贵族英国学校在北京都有分校。）
在中国，空气可能是个改不了的问题，各种检查也令人厌烦。凌晨4点起来和在美国的总部开电话会议也挺讨厌。不过除此之外生活还是很舒服的。而且在中国的业务可能会比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令人兴奋。
另一位西方高管高声笑道：“我们做的很不错！”他的公司卖各种各样的机床。当然，他公司的产品设计经常被抄袭。他无奈的说：“他们用激光扫瞄仪拷贝我的产品。”但是中国市场的这些机床的需求很大，所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在知识产权上的损失。他说年增长额为15～-20%。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商人跳上飞机，举家搬往中国。西方的跨国公司把他们大批最有野心的企业高管派往中国，去寻找新的供应商、建立工厂或是向中国人兜售喷气发动机和威士忌。
驻外华人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被派往国外。中国企业正日益国际化。他们在非洲争夺石油和铜，在美国和欧洲寻找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各地设立分公司。自然而然的，他们也开始外派中国的高管来经营这些分公司。
中国外派高管是相对较新的现象，也是中国实力的象征。过去大批移民逃出中国因为他们在国外能找到更好的生活。他们往往身在异国身无分文，通过智慧和辛勤劳动丰衣足食，然后永远在海外定居。
而这些新的驻外华人则不同。像他们被派往国外是因为他们工作的中国公司在扩张。他们踏上异国土地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的任务也是暂时的，几年后就会回国。
虽然在很多方面，驻外华人和驻华洋人的境遇相似，但这两种人的生活还是有明显差异的。驻华洋人是从经济停滞不前的自由民主国家前往经济高速增长的独裁专制国家。驻外华人则正好相反。两种生活都有各自的挑战。
这篇文章只是尝试着对比一个在中国的西方人和一个在欧洲的中国人的各自生活。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采访的西方商人都不愿意在文章中透露真名。因为太容易冒犯共产党了，由此引起的后果也会是灾难性的。
詹姆士•史密斯（化名）在中国的一家销售美容品的外企做高管。他感叹道：“（在中国）规则并不总是透明的。”他的公司通过一个当地的一个销售网络上门兜售或者向熟人推销口红或者洗发水什么的。这些销售员然后再招募其他销售员。
这种多层次传销（也叫直销）在许多国家受到争议，尤其在中国。一些官员认为这威胁到了“和谐社会”──这是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口号，大意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共产党不赞成的事情就很少出现。”直销公司必须有严格的规矩防范诈骗，才被允许经营。例如，他们必须有实体店，好让不满的员工和消费者有地方投诉。
史密斯先生说，他的公司很乐意遵守规章制度，但这并不像在西方那样简单，因为中国的成文法律对什么是允许的事物模棱两可。比如说：雇用学生做兼职销售员合法吗？据史密斯先生所了解的，这是合法的。但当他的员工走进大学校园招聘时，就遭到了学生家长的强烈抗议，政府也站在家长一边。很显然，史密斯先生的公司越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思索著说：“我想这是因为孔夫子的影响吧。”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痛恨任何可能把学生从书本吸引开的事情。史密斯先生的公司现在根本就不考虑学生了。
毫不奇怪的，对中国政府来说，政治是另一个敏感话题。外国企业必须容忍──实际上，必须帮助共产党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细胞。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公司举办的大型集会则被怀疑。直销公司通常喜欢给销售人员开集会。在西方的民主社会，这算不了什么。如果一群热衷草药滋补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分享各自滋补的经验，政府根本就不会在意。但是中国政府把任何不在自己控制下的聚会都看作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聚会的人是有组织的而且又热情洋溢，那就更值得怀疑了。
史密斯说：“每次他的公司想要举办某一规模的聚会都要先征求当地政府同意。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如果一个大型集会被允许了，那他基本也能肯定警方一定会派进密探，以确保集会中没有任何颠覆国家的言论。像其他在华工作的西方高管一样，他补充说他的公司渴望“与中国政府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每次当中国政府准备举办高规格活动时，这种规矩就更严格了。比如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或者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世博会期间，当局明确正式通知，任何超过40人以上的聚会都不允许。因为对世博会的任何干扰都会让中国的统治者觉得丢脸，他们可不喜欢丢面子。
尽管有这些麻烦，史密斯先生说他喜欢在中国工作。他喜欢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吃中国菜，他也看到当地人对“老外”的态度越来越好。几年前，当他和他的中国妻子在她的家乡逛街，就会被围观。现在顶多也就是被多看一眼而已。跨国婚姻不再那么让人大惊小怪了。
提起他的销售队伍，史密斯先生无比佩服。在美国直销通常是一个人的第二职业；而在中国，这就是一个人的全职工作。中国人往往有家庭、朋友和同学编织成的巨大关系网，而且中国人也从来都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关系。他说：“这简直就是一种当地的文化。”他们找人帮忙或者在家庭宴会上兜售生意时，从来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他笑着说：“这点可真的帮了我们不少忙。”
说起中国的经济，当然也帮了史密斯先生不少忙。上一代人，中国人的沉闷的口袋里空空如也。现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能支付得起昂贵的化妆品来搭配他们的名牌衣服。史密斯先生引用了他公司的年销售额增长，那个数字能让一个大班瞠目。
驻外华人：郁闷从吃开始
而另一位驻外华人的经历则不那么愉快。先从吃的说起，威廉‧苏，在反复推敲了合适的表达方式后，说英国馅饼“很干且没有味道”。他补充说，英国小吃不像30年前那么槽糕了。但伦敦物价高昂，在国外任职的中国高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高管，也不像驻华洋人们那样，有那么好的工资和补贴。
回到家里，这些中国的经理们有女佣，电信行业的高管苏先生笑着说，：“经理们并没有在家做饭的习惯，在发达国家里，这些中国高管甚至还得自己刷厕所。”
苏先生在伦敦的生活比许多其他海外华人更容易些。他的英语非常好，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在英国寄宿学校接受教育。（“那像一个监狱，”他说：“那像一个监狱，周围都是养牛场，距离最近的城镇要步行45分钟。”）他还在伦敦皇家学院学习计算机，他更喜欢那里的学习。
苏先生曾任中国联通欧洲分公司的总裁（他现在做自雇咨询师)。他不仅负责中方在欧洲的运营，也负责在非洲的公司。他说，非洲的海外华人非常思乡，都很想回国。他的工作主要是为一些欧洲公司服务，这些公司用中国联通的固定电话线路和手机系统，为顾客提供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国际电话业务。
据他观察，在西方工作的中企高管们通常都不带家眷。“他们的薪水中通常都没有包括孩子的教育和妻子的生活费。”这使他们在国外的日子变得孤独和郁闷，除非这些人年轻、单身、英文流利并热爱交际。
在中国，一位国企高管可是个大人物。服务生和接待员对他毕恭毕敬，警察也让他三分。但在欧洲，他不过是个穿着西装的普通中年男人。
作为中国公司在欧洲的主管，苏先生的收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工资加上少许生活补贴。他的补贴只比最底层员工多30%。他说，他在伦敦的生活还不错，只不过因为他有一些投资。他之前开了个小因特网公司，赶在因特网泡沫破灭之前卖掉了。他还有一些地产。如果没有这些做后盾，他在英国的日子可不会这么舒服。
西方人到中国去通常是因为他们想去。有些是喜欢中国文化，更多是希望能赚大钱并给他们的简历贴金。西方跨国公司觉得在中国插上一脚很有必要，而且因为在中国利益和风险都同样高深莫测，他们通常会派来最最能干的员工。沃尔玛全球采购总监在深圳，汇丰集团行政总裁去年从伦敦搬往香港。在中国的任期有助于西方高管升迁。
对中国的高管来说未必这样。中国高管，尤其在国有企业，如果你是被培养对象，你就升迁，而培养你的人都在国内。即使仅仅几年不在国内，也可能意味着人走茶凉，断送了你升迁的仕途。苏先生说，如果你是一位中国公司的高管，你被派驻国外，这可能意味着你在国内干得并不是很好。他补充道，而且如果你在国企工作，你不能拒绝派驻国外工作。
一些年轻的中国白领也许喜欢到国外冒险。有的想了解其他文化，学学英文，在阿姆斯特丹去泡吧。有的陷入异国恋，如果能千方百计弄到绿卡，就留在国外。
苏先生说，女性驻外华人通常比男性过的更好。（也许她们发现国外性别歧视更少，也许在异国恋上更幸运）。而那些不带家眷的男性外派人员通常都等不及自己的任期结束。
许多外派华人的语言是个问题。苏先生的一些同事几乎不懂什么英文，这很明显是个障碍。在北京的地铁里，英文标识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想在伦敦的地铁里找到中文字，那祝你好运吧。
在英国的中国公司需要当地的销售人员向英国客户销售产品，但是很难找到本地销售员。苏先生说，这些人首先需要对中国有正面的看法，如果他们学过中文就好很多。但是这些人往往能在中国的外企赚到比这多很多的钱。
在西方，只有一样东西是每个外派人员都喜欢的，那就是空气。苏先生说，“空气干净多了，每个人都这么说。”他继续说，英国人也非常友好，他们很有礼貌。你走进商店时，不会感到任何人的敌视。“但如果你走进酒吧辩论中国政治，那就很难了。”
西方法律更清晰明了
在欧洲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企业的规则相对明了。苏先生说：“一切都是透明的，”如果你想申请牌照，你不需要花钱贿赂官员或雇用经纪人，“你只要从互联网上下载表格，申请就是了。”
企业之间的关系也简单很多。苏先生说，公司都认为客户只从自己喜欢的人那里下订单。所以中国公司在餐厅包厢里花大量时间和金钱贿赂客户。西方公司也宴请客户，不过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公司之间的礼仪的差异是一个雷区。如果一个中国供应商作了一个演示，客户提了很多他不能回答的问题，或者客户问了很多潜在的问题，供应商就会觉得客户不喜欢自己，没戏了。但是如果客户是个西人，这很可能恰恰是他想得到更多的信息。苏先生说：“在西方，人们对事不对人。”
苏先生说，驻外华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海外，对中国企业的看法是很负面的，”他补充道：“大多数中国人都说这是媒体的责任。”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缺乏知名度。在中国每个人都知道中国联通、联想或中国银行，但是大多数欧洲人绞尽脑汁也说不出一个中国品牌来。
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往往认为西方公司更好。苏先生说，即使英国银行遇到金融危机，他们也认为英国的大银行比中国银行更强硬。这种态度使中国公司很难直接向西方消费者销售。（当然，当基本的事实改变以后，这种刻板的印象也会改变。一旦中国产品的质量改善，西方消费者会注意到。关于这点，问问日本或者韩国商家就行了。）
苏先生抱怨说，在工业化早的国家，很多基础设施都很陈旧。伦敦地铁开通于1863年，这点看都能看出来。火车的空调系统都不好。苏先生也承认，英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四通八达，无所不在，但是他说，质量不是非常好。而在中国，一切都恰恰相反。
最后一个让驻外华人头疼的是，当你到了一个压迫工人阶级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你却遇到了一个能四处施展力量的工人阶级。欧洲的劳动人民有时候还会罢工，结果没人清扫街道，交通也停滞。驻外华人对此极为震惊。苏先生说，尽管在中国有的工厂怠工，但是在公共服务场所没人罢工，“如果他们罢工，那可就真有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