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电”问题产生的过程
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6页）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密电”之说的源头。
1951年8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在对“巴西会议”的注释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根据1952年8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年改横排本第501页）这里的“企图危害中央”、“脱离危险区域”，就较“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大大地跨前了一步。
“文革”前后，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的吕黎平说得更为具体：“密电”是他亲自参与译出的；“密电”内容性质更明确，即“武力解决”；还回忆了“密电”的全部文字；同时也把当年收译和送交“密电”的全过程作了展示。
20世纪80年代，又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除了前面吕黎平“译电”的吕氏“密电”之说外，又出现了一个贺俊桢“破译电”的贺氏“密电”之说。译电和破译电是两种不同的渠道。译电是内部的通讯，破译电是对敌方的电讯侦察。这就是说，按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途径中双双获取了张国焘“武力危害中央”“密电”。
四个理由表明没有“武力危害”“密电”
“武力危害”“密电”说法一出，立即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们当中既有当事人，也有学者。其中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教授从四个方面的分析中，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的“密电”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一，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从1935年9月3日张国焘致“徐、陈并转呈中央”电起，直至9月14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相互往来电报，还有中央致“徐、陈”电报，以及其间彭德怀、李富春与林彪、聂荣臻之间的电报中，都没有“武力危害”中央这样的文字。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专门报告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及张国焘所犯严重错误，其中也只讲南下电令，没有“武力解决”。此外，从各档案馆历来积存的所有文电中也都找不出有这类内容的电报。
第二，从一系列有关文献的查阅结果中，断定没有“武力危害”中央的电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未见有此记载。
第三，从有关亲历的高层人物的回忆中，没有发现“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根据编造者提供的材料，所谓“密电”的直接接触者，在高层只有六人：一是张国焘，是“密电”的制造者；一是陈昌浩，是“密电”的接受者；一是朱德，是目睹南下“密电”者；一是徐向前，是“密电”的接受者或目睹者（一种说法是 “密电”发给徐、陈，一种说法是只发给陈昌浩）；一是叶剑英，是“密电”的目睹者和偷出者；一是毛泽东，是叶剑英偷出“密电”的目睹者。此外，再也没有高层人物直接接触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了。
“密电”的所谓始作俑者张国焘，无论在其叛党前的检讨中和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均未承认有此“密电”。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有人质问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当即反驳。他说：“在南下开（松）岗会议，总司令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周）纯全答复并无此事。我要说明的就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与武力（斗）争解决同志，如果是这样，便反革命了。”
陈昌浩因执行“国焘路线”而多次受到批判，不断检讨。我们查阅了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并未提及“密电”问题。“文革”中他惨遭迫害致死。生前曾多次向家人谈及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但强调唯独张国焘发给他“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是没有的。他说：“我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没有看到，我和徐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
徐向前在晚年口述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中央和张国焘争论和斗争的过程，叙述了收到9月8日的南下电令，并由陈昌浩报告了中央的情况，此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1982年8月24日，他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同志的谈话中，专门回答了“密电”问题。他说：“接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的最大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1988年11月5日他在致函中央党史研究室时，又明确表示：“关于张国焘‘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此事。”“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做到确有根据。”
叶剑英晚年回忆：“那天，前线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叶帅在这里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而未讲具体内容，更未提“武力解决”。
朱德在中南海一个座谈会上说到：一、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到阿坝时，他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将北上的部队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接着，告诉中央毛主席，没有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朱德委员长谈红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下午，政治学院资料室藏）
毛泽东的回忆我们见到的有两处。一是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清算“国焘路线”时所说（见上文，略）。另一处是1971年8月28日他在长沙与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的谈话，要他们尊重叶帅。谈话被整理成《毛泽东谈话内容追记稿》。毛泽东概述了党内前五次路线斗争后说：“以后就出了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情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否则，我们就当俘虏了。”毛泽东的一次发言，一次谈话，所指出的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的发言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国焘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者的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我们就当俘虏”等，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就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徐向前当时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可见，后者这次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综合这些当事领导人的回忆材料，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不难看出，都是围绕“南下”电令，而不是什么“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有9月8日22时张国焘致徐、陈的南下电报，9月9日中央致“国焘并徐、陈”的“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和“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的电报为证。
第四，直接接触“密电”的机要电台工作人员，没有发现“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电台工作人员，能够直接接触“密电”的主要有四人。他们是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在左路军者为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电台台长宋侃夫、机要科长曹广化；在右路军者为三局一台台长王子纲和二局局长蔡威（长征后期病逝）。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有自己的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均按自己的密码本发出和译出，谁也无法译出对方的电报。张国焘从左路军发给右路军徐、陈或中央的电报，均须由左路军的四方面军电台发出，由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电台译出。因此，所谓“密电”当事人的电台工作人员，便主要有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几位发电报或收电报的同志，都有各自的回忆，全都否认“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
宋侃夫（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说：“那时候，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的或亲译的，都要经过我（左路军方面）和王子纲（右路军方面），我们从来未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张国焘发电报只能经过我这里，他不可能在别的台发，这是肯定的。再说一、四方面军的密码又不一样，因而一方面军的同志也不可能译出四方面军的电报。那边只有蔡威、王子纲能译，译出来只能交徐（向前）陈（昌浩），不可能交给别人。这是规定，也是机要工作的原则。”
王子纲（曾任邮电部部长）的回忆，与宋侃夫的回忆相吻合。同时他强调说：“当时，译电员在我的一台，译好的电报由我们台派通信员送给总部首长，根本不经过其他人。”“我在右路军跟徐、陈期间，所有的电报都是徐、陈两人收，根本没有单独给陈一个人的电报。”“假如真的有‘亲译’的‘密电’，那么陈昌浩还没有看到电报，电文未译出来，别人拿到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怎么知道是要‘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
曹广化（曾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说：“关于‘武力解决’的‘密电’，或者现在有人说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报。我那时当红军总部机要科长，我不记得从我这里发过这样的电报，也从来就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个电报。”“要问我现在的看法，我说没有这个电报。为什么呢？第一，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报，应该是他拟好电文，交给我们机要科，由译电员译成密码，再交给报务员发出；对方收到报译成电文，才交给收报人，这是当时发电报必经的几道程序。现在是，当时在机要科的同志和在右路军的报务人员都说未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想，张国焘自己是不会把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在我的印象中，张国焘给右路军发电报都是给徐、陈两人的，如果有这个电报，这是调动整个右路军千军万马的大事，怎么能抛开总指挥，单独给陈昌浩一个人发电报呢？这个不可信。第三，那时候电报那么多，前后的电报都没有丢，唯独把这个电报丢了，那不是怪事嘛。那时我是科长，从未听说丢过电报。”“再说，那时的机要纪律是很严的，如果真的有这个电报，中途被人‘截获’，那张国焘、陈昌浩还不追查，杀我们的头？”（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的“密电”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对“密电”重要关联者的探究
吕黎平“帮助翻译”“密电”及递送“密电”的说法，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节点，自然吕黎平也就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关联者。然而，正是这一说法令人困惑不解，他的行为使人顿生疑窦。
首先，吕黎平绝对没有译电和递送“密电”的资格。笔者长期从事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据我所知，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电台还不多，其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台，既要做通讯，有的还要做侦听，而做通讯的主要由总部和担负远距离独立行动的部队使用。比如，1935年5月底，李先念奉命率部南下懋功地区迎接中央红军，带了一部电台。而6月20日，张国焘南下懋功两河口与中央会合，就没有带电台。后来他与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联系就是利用李先念所带电台。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一方面军电台较多，中央抽调了几部电台给四方面军部队使用，至此，四方面军下属各军才配齐了电台。当时，会合后的10余万红军部队，由于各自担负任务的需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的五六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上，相互联系主要依靠电台。各单位所配电台也基本固定。比如，后来分左右路军时，左路军朱德、张国焘使用宋侃夫台，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使用王子纲台。另有二局的蔡威台，也跟着徐、陈。也就是说，当时跟左路红军总部（朱、张）的只有宋侃夫台，跟右路前敌指挥部（徐、陈）的只有王子纲台、蔡威台（蔡威为二局局长，该台主要搞侦察，此时也跟徐、陈）。因此，宋侃夫说那时“张国焘发电报只能经过我这里，他不可能在别的台发”，“那边（右路军）只有蔡威、王子纲能译，译出来只能交徐、陈”。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在徐、陈的前敌指挥部所配属的电台中要译出张国焘的电报来，是绕不过王子纲、蔡威的。当时电台属机要部门，一部电台的保卫极为严密，常常是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内勤外勤，极为周密，无关人员是绝不可能接近的。吕黎平（一方面军干部）时为作战科副科长，他没有资格进入机要重地，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帮助译电。同时，一、四方面军密码不同，密码又不在手中，他如何能译？并且当时巴西、班佑地区房屋有限，部队驻扎分散，吕黎平所属作战科与机要电台并不在一块，他也绝无跑到机要科闲逛的可能。
所以，红二方面军老战士、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靖曾当面质问和批评吕黎平。陈靖说：“我问吕黎平：你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怎么能看到属于机要科的密电？按纪律规定，你是不能跑到机要科串的。吕回答：是帮助翻译。我说，这可能吗？还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你怎么能看？这是犯纪律的！电报又不是给叶剑英的，你怎么还能给他呢？吕黎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都是不可能的，编得漏洞百出，还说怎么送给毛泽东。收发报的两方面，谁都说没有。吕黎平是捏造出来的。还说是人家让他说的。”“如果真有的话，1937年批张国焘批得那样厉害，连桃色新闻张国焘如何摧残16岁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来了，怎么不把这拿出来？1938年张国焘出走，开除党籍时怎么也不拿出来？”“怎么出来的呢？叶剑英把吕黎平找到北京，谈了一次话，吕黎平就开始讲了。其实，这都是毛泽东为了找理由。”（陈靖与笔者的谈话，2001年7月22日）
其次，吕黎平所述“密电”内容前后矛盾，缺乏可信度。他在其署名文章《严峻的时刻》中，这样介绍“密电”内容：“×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复。”（《解放军报》1979年5月1日）
虽然他的记忆功夫貌似清晰，但是，这里刻意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笔者翻阅过的张国焘所发电文不下千份，但从未见过有“余”字的自称。并且，这里只是“密电”内容的一种说法，同样出自他的口中，“密电”内容有多种说法。他在另一次回忆中，其“密电”内容则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转引自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十一期）此电文关键的后一部分，与前一次电文的后一部分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并且，前一次，吕黎平把接收和译出及递送“密电”的时间，说在9月8日，这一次，说在9月9日。
他于1984年9月7日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又这样回忆“密电”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或是‘武力解决’。”（转引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他还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在严峻的时刻》，再一次叙述了“密电”内容：“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83页）
这样，吕黎平笔下“密电”内容又变成“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了。严肃的历史文电，修来改去，变化无常。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变化呢？据范硕先生在《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吐露，因为当时的军委某领导人“单独接见”了吕黎平，对他所回忆的“密电”内容并不看好，从而启发他“据我知道，电文不会那样长”，“要按毛主席的说法，抓住核心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吕黎平心领神会，所以，其回忆的“密电”内容“按需”作了调整。然而，历史电文变来变去，它又能值几何？
与吕黎平所说译电版截然不同的贺俊桢破译版“密电”更令人匪夷所思。贺俊桢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校长等职。他在接受范硕先生访问时说道：“我们二局的主要任务是侦破敌人的电台密码。在一、四方面军分家前气氛就比较紧张，我们就注意收听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时我们破译的水平比较高。破译电报的是一科科长叫曹向人（曹祥仁），译后交给曾（希圣）局长，由曾局长和叶帅联系。那个电报我是收到看到了，是‘十万火急’（当时电报分等级，有记号，与国民党的不一样。四方面军自己有密码。这个报是用他们的密码，但我们可以破译）。”（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十二期）
请注意，如果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正如他所说，二局是搞侦听破译的，是专门对付敌人的，现在拿来对付兄弟的红四方面军，这可是件大事，是一种非常行为，谁这样决定的？可能吗？
不过，还请注意，如果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并按这一逻辑来推理，那这里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它给了人们一个获得破解“‘密电’找不到了”这个世纪谜案的最后线索，并回答了一个“密电”藏身之处的大问题。这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两份内容一致的“密电”：一份“吕氏译电”，一份“贺氏破译电”。其中的“吕氏译电”就算是叶剑英看完后，交给陈昌浩了，这份译电失踪了（曾有人诬指陈昌浩藏匿或销毁了“密电”），但是，那份破译出来的“贺氏破译电”不是还在吗？因为它是用非常手段破译出来的，当然决不会也交给陈昌浩，也决不能让陈昌浩知情。这也就是说，这份电报的原破译件还在有关高层人物手中，因为，从贺氏提供的情况看来，这份电报只能是到了他们那里，按说绝不可能会有丢失的道理。
可是，这就又奇怪了！若干年来，这份“密电”老不露面。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专家胡华在会议上公然宣称“武力危害中央的问题，危害的实质不能改变”，“电报在叶帅手里”。（转引自朱玉：《与廖盖隆谈话要点》，1982年10月28日）结果有人来到叶剑英处，找出来的还是一张报纸，还是报纸上那段吕黎平的回忆。贺俊桢不过是讲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叶剑英是“密电”问题的最关键的关联者，是首先提出“密电”问题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唯一涉及的人物。同时，毛泽东还着重指出了当时叶剑英“偷来给我们看” 的电报内容。数十年来，关于“密电”问题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无数与“密电”问题毫无关联的人士也都要来发表一通关于“密电”内容的文字。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偏偏最为关键的当事人叶剑英关于“密电”内容的具体说法，始终没有公布，笔者找遍了所有有关材料，都找不出叶剑英直接叙述“密电”内容的文字。
“密电”问题产生的特殊背景
毛泽东为什么在1937年3月突然端出张国焘“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这种既令举座震惊，又无案可查的“密电”问题呢？答案就存在于当时的背景中。这一背景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半年前的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期独立奋战的三支红军主力终于汇集在一起，从此，党委和军委直接领导指挥全国红军的局面正式形成。同时，这种领导指挥的大统一，又有赖于指挥权威的进一步强化。第二，刚刚发生的红西路军的失败，对国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影响。第三，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总趋势正在加速形成，中共已摆脱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此时身在陕北的中央领导人也正信心满满，底气十足。毛泽东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批张国焘时，说到西路军，给西路军定性；说到“密 电”问题，给张国焘在长征中的分裂主义定性。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这些说法并不实事求是。比如西路军。早在会宁会师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从国际战略和中国革命发展大局出发，决定中国红军向西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在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指挥下，红军西渡黄河，发起宁夏战役，不久，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计划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红西路军艰苦奋战，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河东主力部队的生存与安全，以及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但是，由于中央军委战略指挥等方面的严重失误，二万余人的西路军虽经艰苦作战，终于在1937年3月惨遭失败。就在红西路军失败之时，延安 发起了批判张国焘运动，“清算国焘路线”。运动发起之前，中共中央按组织原则曾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作过请示，遭到了明确制止和严肃批评。“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开展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 中共中央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而中共中央并没有顾及共产国际态度，延安的批张 斗争按期进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渡河的时候，他（张国焘）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毛泽东 在延安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3月27～31日）已经公开的大量历史文电表明，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在河西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正是毛泽东。（参见《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69—401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803 —1029页）他的这一说法，正是“张国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右倾逃跑”说法的最早来源。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端出了“密 电”问题：“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66页）历史地看，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另有缘由。1935年9月初，红军左路军在草地进军途中遭遇葛曲河涨水，张国焘遂顽固坚持南下，中央为了实施北上方针，于1935年9月9日深夜率领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连夜秘密出走，脱离右路军驻地单独北上。直到多年后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还称其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洛甫（张闻天）：《整风笔记》，1943年12月）中央当时仓促北上，丢下了数百名伤病员；（徐陈给林聂彭 电，1935年10月11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0页）并瞒过了处于同一防线的友邻红四方面军部队，致使原驻地班佑被占，次日凌晨，友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猝不及防遭到从班佑方向的突袭，损失百余人，红三十团团长负伤。（张国焘致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 稼电，1935年9月12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
这些情况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政治影响。当时，红军指战员，包括一方面军未走的同志，都很不理解，难免心生怨愤。而一同从中央苏区长征而来的五军、三十二军，则意见更大，特别是军领导人，认为把他们甩在草地里，尤为愤激难平。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但是人们心里的疑虑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因而，毛泽东这一“密电”之说，正是为了说明当时面临非常情况，“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很明显，“密电”问题正是对单独北上的政治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