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真是很丰富，其中包括下乡插队。1968年中共九大前夕，我插队在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公社三房村。那是一个方圆几十公里最穷的村子。江苏的苏南是个很富裕的地方，村里普遍都有至少两层楼的房子，富裕的村子还有三层楼的房子，只有三房里村则清一色的平房，所以，贫富从外表就能看出来。
房子全部都是1949年以前建的，自那以后没有建过新房子，你要看见哪个村子有新房子，那一般都是知识青年的房子，所以，那个村子有知识青年也很容易看出来，看那个村子有新房子就清楚了，新房子也很容易看出来，是红瓦的，老房子都是小青瓦的。一目了然。
毛泽东说:知识青年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过去是个绝对的毛左，对毛泽东怀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爱戴和崇拜，自然对他的教导不折不扣的去身体力行。我们在农村可以说是不怕苦不怕累，和贫下农民打成一片，赢得了贫下中农的好感，他们也很愿意和我们聊天，我们的房子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村子里的集会中心、俱乐部、聊天室。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没有，就像赵本山小品里说的，家用电器就是一个手电筒。农村什么娱乐也没有。吃了晚饭，农民老老小小就来我们的小小房子里听我们神侃，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从来都不会有空闲清净的时候。
村上有一个中年农民叫陈阿宝，从小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候就成了孤儿，给人当过长工，跑过单帮，还学过手艺，还曾经在上海滩挑个剃头的挑子走街串巷。生产队长告诉我们他是方圆几十里地最穷的贫雇农了。他虽然穷，但人长得帅，双眼皮，薄嘴唇，一张白白净净的脸，要不是那些皱纹透露出往日生活的沧桑，你简直看不出这是一张农民的脸，要是穿上城里人的衣服，你绝对会以为他是一个城里的有身份的人呢。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语言幽默风趣，经常是一群人闲聊的中心人物。可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再典型不过的贫雇农，自身素质绝对一流，居然娶了一个很丑的老婆，而且还是个地主婆，不是地富子女，而直接就是地主的老婆，跟了阿宝是二婚了。
说来这事还有一段佳话。阿宝还当长工的时候，每到西瓜熟了的时节，白天晚上都要在瓜地里守着，地主的老婆就要来给他送饭，这样一来二去的，地主老婆竟然对小伙子动了心，两人就在瓜地的守夜草棚子里搞上了。后来搞土改，斗地主，那位地主的老婆活不出来，就带着自己的一个孩子来找他，小伙子有情有义，虽然那位地主婆很丑，还带着地主的孩子，但小伙子还是就和她结为了夫妻。我们在村上的时候，阿宝除了有那位地主成分的儿子，还和地主婆生了属于自己血统的两个孩子，就这样，这位典型的贫下中农的家庭里却还有这地主成分的老婆和属于地主子女出身的大儿子，奇怪不？我的确感到不可思议！这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吗？
阿宝是我们知青家里的常客之一，我仔细观察他对他老婆和他那个大儿子的态度，还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阶级斗争的因素在搅合，应该说是非常融洽的，甚至比村上一般人都还要恩爱些。谁要是骂他儿子是地主子女，他能把那人家很狠的骂一阵子知道对方像个龟孙一样不敢啃声为。他的嘴巴很厉害，是出了名的，谁也骂不过他。他还是出了名的精明人，村上人谁都要让他三分，因为谁也说不过他，谁也骗不了他，谁也玩不过他，就是生产队长都要让着他点，不然队长的工作就会有麻烦。因此，他老婆和他的大儿子还真是得了他的不少的庇护。不然，在那个年代是要吃不少苦头的。
阿宝的怪话算是最多的了，他常开我们的玩笑，爱说些让我们脸红尴尬的话。但最让我感觉震撼的是阿宝对政治的牢骚怪话。句句都赶得上是反革命论调了。按理说他这样的人因该是苦大仇深的，应该是最恨曾经剥削压迫过他的雇主地主富农阶级，最应该拥护贫下中农的大救星毛主席才对，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他明里暗里骂毛泽东的怪话可是最多的，不但幽默，而且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骂毛泽东被被告发了可就是死罪，所以对他说的那些揶揄和恶毒攻击的话我都有意识的从记忆中抹去，所以，如今是很难原话复原了。但是，有些关于今不如昔的话却还清楚地记得。那就是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说：“过去给地主打工，从来不愁吃不饱饭，遇到打忙工（当地土话，就是农忙的时候去打工），不但顿顿大米白饭管够，而且还顿顿都有肉。”他还说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是雇忙工的规矩。
我曾经有意问过他:说真话，地主好还是毛主席好？他一本正经的和我说，地主好，从他有记忆的时候算起，“只有现在（指毛时代）才吃不饱饭。连饭都吃不饱还好个楞子。”
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让我的思想变得更红，相反，倒有点变的灰色了。让我理解了为什么反右运动的时候要大肆批判“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