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真可以称得上是一波三折。
据说，在人类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时候，唱歌就作为一种本能的娱乐方式出现了。千辛万苦弄到只小野猪、大野牛，终于有肉吃了，别急，篝火晚会先。《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
歌词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劳动监督。《淮南子》中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大家一起抬一根巨大无比的木头，前面的人有节奏地喊着号子“嗨哟”，后面的也紧跟着喊“嗨哟”。我们聪明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劳动号子，干活的时候要“一二三，起”，大家一起用力，发扬蚂蚁搬山的精神，同时谁也别想偷懒。
歌词与诗最早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当诗明明白白还是歌的时候，它的地位绝对是高得让人没话说，孔夫子就教导人们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社会秩序的集中体现，诗礼并举可见其意义重大，不掌握两首流行歌词，就没法开口与人交流，那也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
歌词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是由政府出面成立了皇家音乐学院——乐府。有人将其归功于那位会唱歌的皇帝——汉武帝，他创作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在当年也是唱红大江南北的。但乐府的首创权确实不属于他，出土的秦朝乐器上就已经刻有乐府字样。只是汉武帝的乐府正式明确了它作为歌词收集兼创作中心的职业化趋势，所以它的名气和声望以绝对优势埋没了秦乐府。当时没有男歌手、女歌手之分，男人善歌也不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李延年当着汉武帝高歌一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结果自己一不留神就做了皇帝的大舅子。
后世皇帝中“最佳歌词创作者”的桂冠恐怕非南唐后主李煜莫属了，现今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数十篇歌词，可以称得上篇篇佳作，字字珠玑。
到了宋代，歌词创作更是盛极一时。但不知怎么回事，它怎么搞都弄得不像正经行当，甚至一度沦落为厕所文学。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宋初有个叫钱惟演的人只有在如厕时才读词：“演自称素好读书，坐则读史，卧则读小说，如厕则读小词，盖未尝以释卷也。”显而易见，这词的地位眼看着是每况愈下了。至于作者，柳永因一句“忍把功名换了浅酌低唱”而被皇上赐了“且去填词”，不得不去当了专业的歌词创作者。黄庭坚的“淫词艳曲”被人责为要下“阿鼻地狱”，秦观的小词被讥讽为“娘娘腔”，看看，在宋代，当个歌词创作者怎么就这么难？到了清代，受乾嘉考据派的影响，这种小词也被人赋予了“微言大义”，把宋人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块轻松地弄得又紧张起来，把好端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高唱“你爱我、我爱你”的场所政治化了。
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宋词读者绝大多数正是冲著宋词那副“不正经”的腔调去的，而那些“不正经”的腔调，上有《诗经》的“郑卫之风”顶着，下有元曲垫著，倒是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他的那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正说出了宋词的关键——风情。如果没了风情，宋词的吸引力恐怕要大打折扣。而我们也看到了，宋代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兼善此道，流风所及，大多数的流行歌百转千回，总绕不过风情两字。
此正是，说不尽的宋词，歌不尽的风情。一曲当筵泪落，千载悠悠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