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举国上下，象一锅煮沸的水。着了魔似地大话迭出：什么十五年超英赶美，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如果仅止于口头吹吹牛而已，倒也无妨；哪知紧跟着就动了真格儿：工业跃进，大炼钢铁，老百姓家一切沾“铁”的东西，全得无偿献出，砸碎后投入火炉。铁锅、铁灯盏、铁门扣……一无幸免。村庄上的树木全数伐光，充作燃料；农业跃进，则是深挖土地，据说以三尺为佳；密植则是愈密愈好，动辄一块地上堆上几十斤、几百斤种子……于是，高产的喜讯传遍华夏。先是一亩小麦七千余斤，接踵而来的是水稻亩产万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神州的神话，是印在中央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谁会不信，谁敢不信？开会就开誓师大会，区乡干部集中县城，个个斜挂着红黄两色，有级别标志的绶带。时光仿佛倒流到北洋军阀，甚至大清那会儿。人则完全成了机器，没日没夜地炼钢、修路。不要说怨言了，只要有一点懈怠，便立即就地“辩论”。所谓“辩论”，无非是斗争批判。还有大办民兵师，天没亮，只要哨音一响，无论你老弱病残，一律得匆忙爬起，集合操练。农村更要实行所谓军事化，一家家硬是活活拆散，连夫妻也不容许在一起。
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谁也不清楚，谁也不敢问，甚至也不敢想。有了“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只须跟着走就行了。
整整折腾了一年，到了1959年，嘴上虽然仍在鼓吹“持续大跃进”，实际上已是有气无力了。当人民可以稍稍喘息一刻的时候，“庐山会议”又刮起一场新的黑风。在物质的耗尽与精神的疲惫之上，又加上一层政治上的恐怖。故伎重演，一场不亚于“反右派运动”的“反右倾运动”，象一张大网撒布开来，上上下下，角角落落，人象兽一样地你撕我咬。今天，你咬了人，说不定明天，你就被人咬。当然，弱者、正直者、有良知者首当其冲。谁都是颤颤惊惊过日子。晚上上了床，还不知明天等着自己的是吉是凶。可怜的人民，时隔两年，被驱使着下地狱的就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寒光，笼罩着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
所谓“思想改造”，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整治成泥塑木雕。只有如此，红色江山才可以万古不倒。
以上这一切所构成的令人心惊的音调，不啻是1960年惨绝人寰的死亡进行曲的前奏。
这一年的三、四月之交，我以“戴罪”之身，下了农村，因而目击了这场百分之百属于人为的惨剧。
那些日子，淮北农村阴雨连绵。村上除了几个干部的身影，到处看不到人。人都窝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到了中午，食堂打饭了，才从低矮的茅舍陆续走出人来，踏着泥泞去领饭。所谓“饭”，是只有一点山芋粉影子的糠加野菜（有时是水草）的稀汤。一家人可分到半黄盆。我亲眼见一妇女，端着一盆打到的稀汤，刚出食堂，就一跤滑倒在地。黄盆摔碎了，稀汤流进了稀泥中。这位妇女顿时魂飞魄散，趴在黄盆的碎片上，发疯似地号啕大哭起来。但谁也无权也无法补偿她的损失，因为锅里只有那么一点。
起初，只是老弱者及原来的健壮的男劳力，在一批批地死去。健壮劳力的先死，据说是他们的消耗量大。随着时间的延伸，死亡面愈来愈大。当时，我曾同大队干部一起，去挨家挨户送“药”。什么“药”呢？一小纸包的红糖（大约半汤匙不到），一小杯红酒。对于那些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男女老少来说，它们只有一点点精神上抚慰的作用罢了。人是阻挡不住地大量死亡着。
我先是同县委某部的一位副部长×某同行。一天跑一个大队，巡查各村的死亡情况，一一记录，并报告县委（为了保密，通话时间都在夜里12点后。那时，由邮政局的党员局长亲自接转县委。）。
我们在大队吃饭，大队有的是白面，还不乏牛肉（生产队冻死的牛，一律送大队，腌在缸里，供干部食用。）。一天两餐，早饭后下乡，一个庄一个庄地看，到晚回大队吃饭。面条、油饼，还有牛肉。饱餐之后，完全可以撑上一天。有一次，中午来到一个村庄，正赶上开饭。队长盛情留我们在食堂吃饭，老×答应了。三人正儿八经地坐在大方桌的三面，炊事员端上三碗“饭”来。一看，是杂草（一种水草）煮的汤，腥臭刺鼻，汤中加的是糠，刺刺咂咂，牙齿不能嚼，只能囫囵吞咽。这是一餐货真价实的“忆苦饭”（当时，却是千万农民的救命饭。）。无可奈何，我眼瞟着老×。他那表情透露出与我完全一样的感受。我有意放慢了进食的速度。老×终于吃完，队长热情地要为他添“饭”，理所当然地被婉拒了。我这才如释重负般地把剩下的一口吞到肚中，然后，放下了碗。从此以后，不管对方如何热情相邀，我们再也没有在生产队食堂吃过饭。
一天下午，在大队部听汇报，有两件事特别引人注意：
一是某生产队长的小儿子突然失踪，全家人惊惶不安，夜不能寐。深夜，队长走出家门寻子，闻到了肉香扑鼻，便循着香气来到一户人家的厨房，掀开锅盖，发现锅里煮的正是人肉，小手小脚全在……
另一是一个名字古怪的村庄（这个村名当时一听，就感到毛骨悚然）有人死了，由四个男人抬（其实是拖）到村后去埋。正要动手时，邻村过来了八九个男人，不说话，眼里射着凶光。四个人丢下尸体就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把尸体架走了。
这之后，老×很少说话。晚饭后，大队的人要各回各家，队部只剩下我俩。老×虽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明白他和我一样恐慌。临睡时，他把房门堵了又堵，手枪也放在枕下。那一夜，我与他都睡得不沉。
在巡视中，遇到这样一件事：群众反映，某生产队的队长，利用手中控制的一些山芋，诱奸了队里大部分姑娘和年轻媳妇。我们到一家查问过。这家的男人正在海军服役，老人全死了，女人带一个小孩，无力地躺在床上。我们委婉地问及此事时，她红着脸哭泣不语。看来确有其事了。立即向区委通报，后来如何处置，就不知道了。
进入四月份，情况愈加严重。为了摸清农民究竟还有多少存粮，我们深入农户，不仅登堂，而且入室。有一次，到了一家。看房舍及摆设都堪称“小康”。男的是小学教师，不在家。我们提出要看一看。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地只好答应。老俩口屋里，空无一粟。另一间房挂有门帘，一位年轻女人站在门口，张开双臂，阻止我们入内。老×把她推开，我们进去了。从女人脸上惊恐的表情，知道必有奥秘。老×打开一只大箱子，伸手从一角掏出一只香肠般的长形口袋。就在这一刻，女人飞奔过来，双膝着地，死死地抓住这只口袋，哭喊着：“求求你，求求你，这是我孩子的命呀！”我的心猛的一酸。老×却发火了，顿着脚吼道：“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国民党。”直到把装着面粉的口袋还到这位少妇手中时，她才定心拭泪了。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这幅惨状仍然定格在我的心幕上：这是人民的苦难，这是母性的光辉啊。
我们所到之处，真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仅不闻鸡犬，大白天连人声也听不到。小孩子们老老实实地蹲靠在墙边，不仅神态象老头，连额上起皱的皮肤也简直是老头。一些正处在妙龄的姑娘，眼泡肿得半透明。妇女几乎无一例外地患有一种病，名为“子宫脱垂”——子宫韧带松弛，子宫垂到阴道外面。路旁，坟冢累累。有的只是表面敷一层薄土，连人形还俨然在目。有一回，经过一个高坡。坡沿上排列着的全是死婴，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让人触目惊心。古人讲的 “哀鸿遍地，野有饿殍”大概就是这样的。
五月初，天气晴和，气温还暖，就在这气候宜人的季节，农村的灾难却达到了高潮。有的村庄，全部死绝。记得是一个中午，阳光特别地艳，天气也特别地暖，我一个人从小路走到一个村庄。村庄被比人还高的黄蒿严严地围住。走进去，不见丝毫人影。跑了几户，都是杳无人迹。此时，太阳依然照临着这死一样静的村庄。我心里一阵发怵。但还是探险式地朝里走。突然，在深处的一幢房舍前，刷地站起来三个年轻人，个个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他们在这里晒太阳，我的到来，让他们吃了一惊，我也吃了一惊。随后，看看我，又蹲下晒他们的太阳。在我当时的幻觉中，这已不是人间，至多，是一座没有经历文明洗礼的荒岛，我只是偶尔碰到了几个野人罢了。走进一家房舍，依然毫无声息。当我从前厅向后走时，在中间的横过道里，看到这样一种异常的情景：摆在过道的一张窄窄的竹榻上，侧身向里蜷缩着一位老妪，也是全裸。那皮肤黄表纸一般，而且形成了鳞片。粗看象一截黄颜色的松木，或者是一具陈年的木乃伊。我同她说话，她身子未动，只是眼珠朝我这边轮了一下。我没敢向前走了，慌慌张张，快步出了村，心里塞着的是恐惧还是痛苦，我说不清楚。我只想面对苍天，竭尽气力地恸哭一番。但是，我不敢！！！
五月中旬，气温又高了许多。一部分早熟庄稼已可食用了。眼前已有转机。但此时，田野里弥漫着一种比粪臭还要难闻的气味，是腐烂了的尸体发出的。死人的消息还是时有所闻，那都是因为大量暴食新麦豆后胀死的。
终于熬到了收麦的时辰。人从绝望中渐渐苏醒，农村也有了萌动的生机。一次，在一片稻田边上，村干部指着不远处一位形貌姣好的年轻农妇对我说，她就吃过人肉。如果没有实历过那样的惨剧，谁能相信这是事实呢？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万千饥饿致死的鬼魂确证了的事实。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明明一个无人居住的村庄上满贮着由这些朴实勤劳的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而它周围村庄里的农夫农妇宁可卧以待毙，而不敢，也不想去动一动自己完全有权动用的粮食。这是怎样一个可悲的现实！
可是，有人竟公开欺骗：这场稀世的灾难，是“自然灾害”酿成的。还有像魏巍这样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东西，甚至根本就不承认有过大饥荒，死了成千上万农民这回事。
自此以后，中国农民擦干了眼泪，又服服帖帖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耕种着苦难和幸福。只是原先的那个神话：“毛主席不教饿死人的”——再也没人相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