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问题。
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个县。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们从延安驱车出发，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塞县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渐渐狭窄起来，两旁悬崖壁立，公路就在悬崖的半腰中盘来盘去。约摸又过了一小时，汽车顺着延河的一条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当汽车吃力地从沟底爬上山顶时，放眼望去，只见万千群山，一座挨一座，无穷无尽，恰似层层叠叠的浪涛。
司机说，这就是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农民“闹红”的横山。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
从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丽的山村。
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王家湾公社的东邻，就是谢子长的家乡——子长县李家岔公社。
我们看望了社员薛登恩家。进窑一看，炕上没有毡，也没有褥子，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炕席。赶来看热闹的一位社员有意点穿：“别看这张席这样烂，连这还是别人借给他的呢！”炕上堆着三四床油腻腻的像破鱼网似的烂被子——它们也是前些年国家救济的。灶台上有大小两口锅，其中有一口煮着麻胡胡的东西。我们信口而出：“是喂猪的？”陪同来的生产队长忙说：“哎，这是他家的饭哩。”
在这破窑洞里，唯一像样的是一件晾着的粉红色布衬衣。队长又特为作了说明：“这件衣服是他十八岁的闺女偷空刨中药，得了三块钱，才买来的。这么大的闺女，没有一件衣裳咋出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