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有过的电大天堂里，我是老师。八二年回到长江仪表厂，带着前三年在电大的劳累与艰辛，我继续以发疯的热情投进工作，八三年，我被评为重庆市职工教育干部先进个人，它出乎意料地帮忙证明我不仅是“干部”，而且还是先进干部，它结出一粒果——八四年，我再次走进电视大学，作为一名学生。我倍感安慰，种下去龙种，收获的是龙种。
党政干部班是大学专科，带薪读书两年，我又回到了天堂。此时，我四十三岁，女儿四岁。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比我小，最年轻的小我二十，最大的比我年轻十岁，大家叫我齐大姐，也有人叫我“老革命”，我心想，叫“老反革命”才符合事实。
重庆市电视大学本身并无教学基地，只是租用其他学校多余的教室。我们班设在学田湾小学里。我一脚踏进去，以为自己在做梦，难以置信！这里竟是三十二年前我当“唱歌大王”、“跳舞大王”、“小犯人”的依仁小学！
一九五二年八月，父亲被铁路局开除，全家人从铁路局宿舍扫地出门，从此走上泥泞之路，做梦也没想过这辈子我还会回到这里。命运捉弄人，我与长仪厂争斗得死去活来，什么地方不能让我去，回到这个当“小犯人”的依仁小学来读电视大学？
儿时的欢乐，儿时的屈辱，所有的往事一下子涌到我的眼前。这里那里，到处都可以回忆起我、兴国和同学们游玩嬉戏的情景、我们爽朗的笑声，回忆起十岁的我在队旗下受审，逼令交代父亲的“贪污罪行”，我哭个不停……三十二年过去，“转一个圆圈，又转回来了”，这个大圆圈转得可艰难呵，小学初中高中监狱，街道工业电大老师，职工教育干部电大学生，又转回原处，我内心震颤，感慨万千。
幸好，命运开始给我补偿，在这里，我又寻到了欢乐。不少同学，原来是单位当官当头头的，到了此地，谁都不想做领导，无官一身轻。选班主席时有人叫：“沈为民，这个名字就是取来当官的。”最后选了邮电系统的胡建国，他人好，名字也好，好好学习，建设祖国。小组长全部由坐第一排的同学荣任，那是坐在
后面的同学们团结一致的结果。全部科代表，由班主席庄严任命。与这些没有去监狱里滚过的青年人做同学，他们的脑袋没挨监狱里特殊的锉刀锉过，说话做事无拘无束，找个小机会说句大俏皮话：苏联冰箱的质量世界第一，它除尘（剧烈的震动把房间里天花板上的灰全抖下地）；班上某人的标准照，眼睛定了，够资格当国家主席；买了一打折价蛋，打开才知蛋里睡着小鸡娃……人际关系很轻松，连选班委之类一本正经的事，也用开玩笑的方式解决得皆大欢喜。
十年监狱已经扼杀了我开玩笑说俏皮话的天才，可是笑功能经过几年的激发，业已逐步恢复，所以，我像个只收入不支出的财迷，讲不出什么笑话逗人，经常借别人讲笑话之机笑口大开，笑的腮帮发酸，笑的肚皮发痛。我觉得和他们一起笑，不存在年龄差异。至于昨日历史的优劣、原职务的高低都过时作废，大家一样，我第一次感觉活了个平等人。
听现代文学录音课，第一盘磁带放出来的声音有波峰无波谷，像个女人在歇斯底里尖叫，找老师换了第二盘，第二盘讲话声音软弱无力，每个字拉得长长的，像垂死的病人在交代后事，直到第三盘才算正常，磁带的坏质量免费提供大家笑呀笑。“写作”课老师讲如何审题，并举“雨后”为例，他说：“雨后怎样啦，雨后做什么啊？”有人小丑似地冒一句：“出太阳！” 大学生们又大笑。我经常被同学们滑稽的言行逗笑得恨不能在地上打滚。
齐家贞现在胸口上挂钥匙——开心了。
我认识到，正常人的开心，正常人的欢笑，才是的真正的快乐，这同脱衣裤示众的疯子，或者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当看客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发自内心，后者是生病。事实上，疯子的嬉笑怒骂肆无忌惮，并不比哀声欲裂大哭号啕的悲痛少，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对许多人而言，电视大学与清华北大及全国其他大学相比，它不屑一顾，二十五年前的我，肯定也是一样。可四川俚语说，“不上高山，不晓得平地，不吃稗子粑粑，不晓得粗细”，上过高山吃过稗子粑粑，有了比较，才知道高山平地，才知道粗细。有得有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再塑了我，今天的我，非常知好歹，非常懂感谢，能够坐在教室里听录音，看电视，聆听校内外老师给我们上辅导课，像慈母哺乳，像春风送暖，像细雨润物，学习宝贵的知识，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
苦难是伟大的母亲，她的产儿是珍惜。我懂得了珍惜，珍惜生命中那怕是微不足道的给予，珍惜生命中那怕是一星半点的恩赐，都来之不易，我知足长乐。何况，还有这么多真心人把我当人看，这是我的一笔新财富。“人与人是朋友”，“没有朋友，生活里就没有阳光”，几十年来，这种认识与我同生共长，我渴望友情，视朋友比自己重要。别人也真当我是朋友，我受到尊重，从劳改队的冰水里走进教室的温水池，我就特别被那友好的气氛感动，立即想流泪。
一次，朋友约我去她友人的家，她俩讲的事我没兴趣。忽然注意到这个家里有个痴呆儿子，十岁左右，木木的脸，眼睛大得有点走形，无精打彩地坐在角落里。我朝他笑了一笑，他立即向我走过来，嘴半张着，脚有点跛，我心里升起一股怜悯，“你好！”他不回答，双手一下捧起我的一只手，把手放在他的脸上，头在我的手上转过来转过去，像是拿一张软毛巾在洗脸。我不明白他是要做什么，只让手顺从地由他支配，被动地在他的脸上抚摸。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孩子长期被人忽视冷漠，他渴望爱抚，渴望温情。
一个十来岁的精神残障孩子，尚且如此，想到我自己。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被柳其畅几句话感动得马上愿意嫁给他，为什么我又被他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的冷漠吓得逃之唯恐不及。和这个孩子一样，我也渴望爱抚，渴望温情。
我和那男孩得了一样的病——饥渴爱抚温情病。
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去熊正璋蒋开焱的家，他们的丈夫就退居二线，哼哼哈哈笑着听老婆吩咐为客人买这买那。熊正璋把我当贵宾，介绍去她热情的妹妹家搓麻将吃火锅，唯恐招待得不周到；蒋开焱农村送来的腊肉香肠绝不会让我错过尝新的机会，见我天天顿顿吃挂面吃得想吃大挂面（上吊），赶紧送我一罐猪油做调料。吴晓岚提着五斤新鲜桂圆爬坡上坎送到健康路，听说我嗜桂圆如命，专门托人从泸州县买来带到重庆。
刘金刚是个女同学，名字硬，人却非常温软，每次看到我的作文都要哭。她丈夫问：“齐家贞的脸长得圆还是尖？”“地角方圆。”“告诉她不要悲观，她有后运！”
事情很小，话语不多，我，一个小人物，一个“残障”人，一无钱二无权，他们凭啥要对我好，只为人间的无价之宝，温情。在这里，我找到了抚摸脸的软毛巾，病，有望好转。
忆起自己当老师时认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要求及格的学生不是好学生，结果我说人前落人后，现在自己当了学生，也开始这样想。不管复习了多少遍，不管自认为有了多少把握，首先想的就是不至于不及格吧，首先要求的就是及格，五十九分等于零，六十分就是一百分，六十分万岁。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的要求。对于一些我不感兴趣的科目，如国民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地理之类，本打算只要求及格，可我班平均成绩一开始就是全市第一，出于集体荣誉感，不能拉大家后腿，每门功课我都不敢掉以轻心。
加上计算机基础语言，我们前后共学了十六门功课。过五关斩六将，大大小小考试无数，当学生真的是很苦。班上其他同学比我幸运，他们专心一意复习功课，随时都有一个人甚至一帮人在身后打气，当好忠实的后勤。他们在家里成了公主王子，受到家人特别的恩宠照顾，好吃的和高级营养品都现现成成送到书房。不仅物质，更有精神上的支持鼓励。居二线的丈夫妻子或父母兄妹说，看你都累成这样了，跟我（我们）出去玩两天，太紧张了会把你逼疯。难道为了考试，你要拿命交，不行，你要放松，最多不过考不及格，大不了淘汰回去上班，从半天空掉回实地，这有什么了不起！刘金刚的丈夫更精彩。他说：“你复习考试像在蹲监狱，弄得我在外面也像蹲监狱，一样的受罪。为了救你出狱，我俩同时挖地道，你在监狱里面挖，我在监狱外面挖，你挖得有多辛苦，我也挖得有多辛苦。终于有一天，你考试通过了，我俩的地道也挖到尽头接通了。你出狱，我才出得了狱。”
齐家贞命苦，只有份羡慕别人，没福气真正享有。在柳其畅家里，我书看到半夜一两点，他翻个身再睡，没说过一声“太晚了，快睡觉吧”，夫妻竟象两粒沙子，互不沾拌 。我早上二两烧饼，中午二两小面，伙食费告罄谁会在乎，我在他心目中等于无。钱上他扣得紧，温情话也扣得紧，深怕投了资——即使是一句话——拿不回本金。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人。
我五次搬进柳其畅的家，为的是爱，我五次搬出柳其畅的家，为的是没有爱。读电大半年后，我最后一次搬走，一劳永逸。连我自己都惊讶，佩服自己像野草一样顽强。晚上与失眠奋勇搏斗，白天与疲劳短兵相接，吃的是不能更简单的食物(偶尔去弟弟家吃一餐人饭) ，住的是不能更简陋的黑小屋，白天也得开灯。
野草住进黑小屋，开始她人生的又一征程。
复习期间，整日伏在桌上看书，十五支光小灯，十小时十数小时。偶尔出门转一圈活活血，如果是大白天，看到的人，全都长有无数个头，如果是夜晚，则可见好几个月亮交相重叠，看不清哪一个是真，哪几个是假，因为我在黑暗里呆得太久，出来后眼花缭乱。失眠使我经常头昏得厉害，如果同时又浮肿，那么失眠与浮肿就把我的脑袋变成一个实心铁桶，又重又密实，既装不进东西，也倒不出南北，情形就很惨了。
无论如何，当学生辛苦，但是苦中有乐，先苦后乐，其乐无穷。特别是我这个大学童，我对读书有一种特别的体会，我认为复习与考试是一场争当“百万富翁”的过程。复习功课好比是挣钱，挣钱的过程是艰辛的。你看，书放在桌上，提纲在一旁，什么中国通史，现代文学史……哪一科不是数百个名词，排着长队要你死记硬背，哪一科没有数不清的人名地名时间事件要你熟记，像架背书的机器，多苦多累多难呀。熬更守夜，历尽艰辛，像中国外国那些自己发家成为大富翁的人，像全国闻名的冠生园老板，早期挑着担子一分钱一分钱做买卖，一分钱一分钱积攒，哪分钱不是血汗浸泡出来的，哪分钱不躲着藏着辛酸的故事。日积月累，坚持不懈，钱赚多了装满口袋，口袋撑得要爆了，成了百万富翁。这下可阔气了，有胆量了，可以神气活现地走进最豪华的旅馆，走进最高级的餐厅，不怕他们喊出令人五雷轰顶慌忙找地洞钻的要价了——这就是考试。
平时刻苦攻读，积累了真才实学，考试时无论出题的考官多狡猾，无论门类多广，考题多难，你都能得心应手从容对答。考试就是花钱，挣钱固然艰难，花钱可真痛快呀！花呀花，大把地拿出去，花钱就是享受——就是大考大好耍了。其他科目的考试多是死记硬背，四十五岁的我，记忆力还相当可以。有的太枯燥太无兴趣的科目，比如国民经济管理，起初我怎么也记不住。我不得不对自己说，齐家贞，你非背不可！我办到了。推而广之，在任何事情上，有了畏缩，你不能迁就自己，下命令：你行！
考试最倒胃口的“党史” ，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小插曲。最后一道大题，要求评价五八年八届六中全会与七九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这两个全会的决议大同小异，我抛开书本讲了几句走调的看法。交卷出来，我心情极为沉重，还在为中国历史的大倒退，为从五八年到七九年转一个圆圈又转回原地，浪费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二十年光阴而痛心疾首。满以为这种激烈的评论，会遭致老师重扣，结果，“党史” 竟得了九十分。
其实在读电大之前，我就一直没闲过。除了去市工会给各企事业中文教师补课办的培训班学习外，我还去夜校读高二语文班，补习一些古诗词知识。班上的同学小我近三十岁，连任课的老师也年轻我一大截。坐在教室里，小同学疯来打去根本不明白他们来此干啥，最遵守纪律的是我这个老学生，翻书记笔记提问题忙得不可开交，这个爱抚温情饥渴病患者，现在又患上了文学、古诗词知识饥渴病。
在长江仪表厂里，其它时间我分秒必争忙得团团转，但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三点半至五点，我一个人偷偷跑上四楼广播室(李凤华给我的钥匙) ，在里面收听电视大学“中文系” 广播的现代汉语和写作基础课 。那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父亲找别人借钱买给我的。这位过去一心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家庭利益的忠臣，在经历了二十三年监狱准监狱之灾，在被剥夺了为国为民奉献的权利之后，他的心就完完全全放在他的女儿和四个儿子身上了。
我把声音开得很弱很弱，旁人听不到。这一个半小时里，我既是个贼又是个神仙，既担惊受怕上班时间做私事，又痛饮知识的泉水享受不尽。要不是被楼下一个工人来敲门找李凤华，“久走夜路必逢鬼”，害怕别人栽诬“收听敌台” ，我不会半途而废。我想，这些电大前期的铺路工作，为我电大学业的顺利完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光如白驹过隙，两年一晃就要到了。毕业考试中最值一提的是我的毕业论文。
起初，我打算采访五十个右派，想通过他们过去不幸的遭遇，当今的处境和每个人对“反右斗争”的思考，评价这场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么一桩涉及六七十万知识份子加上被牵连的家属亲友超过百万人的大事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认识不少右派，他们被社会抛出常轨，在政治经济生活的各方面被歧视被践踏被扼杀，产生出不计其数的家庭个人悲剧，家庭个人悲剧的叠加就是社会的悲剧。每个人就是一本书，书的叠加就是历史。我愿意一头栽进去，用我的灵与肉同他们一起，再经历一遍他们的灾难，与他们一起思考，共同再现这段历史。历史是国家的指纹，不可更改。
后来，我又想过写一篇当时社会上开始时兴的宗教热的研究报告。受无神论灌输几十年的中国人，一下子掀起了宗教狂热，重庆市区郊区到处传说出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什么多少人求到了仙水仙药，什么过去的冤家邻居现在手牵手一同去教堂听经，七老八十的男女冬天泡进长江冰水里受洗礼，无一人生病……都是解放后不曾听说不允许传播的事情。告诉我这些故事的都是我过去就认识的人，有的是他们亲生经历的。这个现象非常耐人寻味，宗教的力量竟然如此非同寻常，它从人的心里改变人，实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不可小视。
这些都是相当敏感的话题，我当时已有出国打算，怕观点尖锐，太冒犯上面，都放弃了。最后，我选择写一篇文学评论，题目是《浩瀚的黄河，还是涓滴的蒸馏水——试谈丛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
我不知悔改的傻劲，胆敢向当时大名鼎鼎的丛维熙挑战。丛维熙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范汉儒和陶莹莹在“大墙”内真诚相爱了十多年，八十年代初当范汉儒得知陶莹莹早年被打成右派，泅水出走，游至江心被抓获，犯的是“叛国”罪后，便毅然与她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作者至此完成了他的写作使命，塑造了一个爱黄河如命的 “华夏之魂”，一个“爱国主义”的典范，范汉儒。陶莹莹自卑自贱，“我是黄河的不肖子孙”，自觉无脸再做黄河母亲的女儿。
对于丛维熙的这篇小说，本人最有发言权，我不仅在监狱正式当犯人劳改十年，不仅对里面的情景闭目能详，更因为我就是真实生活里的陶莹莹，我父亲就是真实生活里的男性陶莹莹，我的同犯朱艳霞杨金凤等等也是真实生活里的陶莹莹。我最清楚被五七年的政治风暴吓得灵魂出窍的年轻医生陶莹莹，打成右派后为什么出走，判她“叛国罪”是何等的冤枉；我最清楚祖国母亲在陶莹莹们心中的地位，以及“出走”与“爱国”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我用我全部的热情与努力为陶莹莹们呼喊，为陶莹莹们冤屈的一生请命。
首先，我要求丛维熙为他笔下的冤魂陶莹莹平反。范汉儒与陶莹莹都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不同的是陶选择了出走，因此她受到作者的诛杀。对此我说：“作者实在太厚爱范汉儒，把他描写得十全十美；作者实在太鄙薄陶莹莹，对她倍加指责。既然范汉儒是旋风中的一片树叶，难道陶莹莹会是旋风中的万吨铁砧？既然范汉儒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难道陶莹莹会得到命运的特别恩宠？都是被卷到半空的树叶，我们又怎么能过分计较这片树叶掉落在什么地方！”“陶莹莹，一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被五七年的极‘左’旋风刮得灵魂出窍，不知所措，为了寻找一条活路，她出逃了。这有什么过错！在强大的主宰一切的历史面前，一个弱女子，一颗小沙砾，她有多大的能耐可以扭转乾坤？她有多阔的肩头能够力举千钧？这么伟大的时代，尚且要发生差错；这么庄严的历史，尚且要出现癫狂。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苛求一个弱女子，要求她摊派时代历史的责任？”
我进一步指出，作者“把祖国当成超时空的抽象概念，把爱国主义变成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变成凝固僵死的宗教信条，” 丛维熙主张“无论陶莹莹有罪但已悔改，还是根本无罪冤案一桩，总之，都要被宗教裁判所定为死罪，成为宗教祭坛上永远的牺牲”。我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我们热爱亲爱的祖国母亲。但对那些人为强加在母亲健康肌体上的极‘左’瘟疫，我们是不能去爱的。祖国母亲与极‘左’的瘟疫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难道我们能够欣赏销蚀母亲生命的溃疡？难道我们会亲吻使母亲疼痛难忍的浓疮？当然不能！”
范汉儒坚认：“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她对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她不能有一次不忠”。美丽忠诚的陶莹莹“更感到无地自容，祖国宽恕了我，我不能宽恕自己”，对范的感情“我没有资格来获得”，从而为范汉儒抛弃陶莹莹奠定了理论基础，使陶莹莹成为“黄河”母亲的“弃儿”。对此，我写道：“浊浪排空，一泻千里的黄河，她汇聚了源头的一切细流，从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腹地上流过，携走了黄土高原上的水分，也挟带了黄土高原上的泥沙。她的精灵在哪里？她的精灵就是昼夜不停的黄水，她的精灵就是裹夹其中的泥沙。除去了黄水泥沙，她就会枯竭，就停止了生命。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您不是蒸馏水！您的爱不是常量，您广阔的胸怀既包容了没有犯过错误的子孙，也慷慨地容纳犯了过错愿意改悔的儿女。”“历史将宣布陶莹莹无罪，就像已经宣布乘坐‘零零二’号小艇出逃的马思聪一家无罪一样。”
论文答辩进行得很顺利。主答辩老师曾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四川外语学院”英国文学系教授林亚光，他当过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坐过近五年牢，此外还有市电大教师苏瑗，市政法学院助教吕岱。他们提了几个为丛维熙观点辩护的问题，我面红耳赤毫无惧色地据理驳斥。林教授同意我“出逃不是叛国，要具体分析”的观点，念了几段我写得较好的章节予以肯定，他还用提问的方式表达与我看法相左的地方。他问：“你认为像范汉儒那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吗？”我答：“问题是他被作者美化成完人，不是历史的人时代的人物质的人了，不可信。”辩论快结束时，林教授谈心似地说：“事实上有这样的人，始终相信自己不是右派，是被冤枉的。他们开初打成右派，后来成了极右，又上升成反革命，由劳教变成劳改，还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我相信，这是指的林教授自己，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在答辩过程中，我曾一时激动起来，忍不住大声疾呼：“我有双倍的责任为陶莹莹伸张正义。我既是该文的读者，又是真实生活里的陶莹莹，为所谓叛国投敌罪坐了十年牢，如果没有给我平反，我仍然是一名冤屈的灵魂，一名劳改释放犯，哪有资格作为电大学生，参加今天的论文答辩，为陶莹莹扬眉吐气。现实中的陶莹莹落实了政策，她要求丛维熙也为他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位‘死’于曲解了的‘爱国主义’，和粉饰了的极‘左’路线刀下的陶莹莹平反落实政策。她理应毫无愧色地成为黄河的好女儿，与范汉儒平起平坐享受爱情的恩宠。”
宣布我本人坐过十年牢，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里，着实使在坐的老师和等候答辩的同学们大吃一惊，太出乎人们意料了。坐在电视大学毕业论文答辩席里的陶莹莹为小说里的陶莹莹舍命抗争，那是很富有戏剧性的。林教授当即让记录暂停，他要同我讲几句题外话。他问：“你也给打成右派了？”我答：“没有，当时岁数小了一点，中学里没有展开反右。”便简略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林教授问我看了高尔泰最近对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几篇小说的批判没有，我不无惭愧地告诉他没有。他又问我对红极一时的青年导师曲啸有何看法，我说没读过他的文章，只听说厂里工人通过电视听他的演讲，讲到曲啸的父亲被苏联军车压死，为了中苏友好，他不追究责任不要求赔偿，一桩命案也友好过去了，工人们一面听一面在下面骂。林教授问我看过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吗？我说看了，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刘宾雁，赞扬他是“好样的”。看了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我也给他写了封信，骂他是“卖假药的”。
我告诉林教授：“不过，我只是写着玩而已，两封信都没有寄出去，都放在抽屉里。”
对于我某些激烈的甚至是偏激的观点，相信老师们是有些不同见解的，但他们表现得很宽容很讲理，是在进行学术探讨争辩，这个宽松的环境，令我很超脱，发挥得很自如。临末，林老师问我打不打算发表，我说自己“是个无名小卒，不知天高地厚，发表出去太伤害丛维熙了”。苏瑗老师说：“怕什么，就是要尖锐。”我说我有太重的个人情绪掺杂其中。林教授说：“是要有个人的感情。”见他们如此鼓励我，我答应考虑一下再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发表，怕惹祸，怕影响我申请出国留学，这是我一生的梦，我不愿意我一生的梦被一篇文章捣毁。
最后，老师们说我对自己的论点能“自圆其说”，对我论文指导老师骆隽文给予我“笔锋犀利，思路清晰，形象生动，颇富文采”的评价，认为“是不过分的，是符合她写的文章的”。结论是“文章有新意，答辩也很好”，得了“优”。
一个月来为写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都有了回报，这当然是可喜的。但真正令我痛快淋漓的原因是我为正义发出了呼声，哪怕这个呼声很微弱，哪怕听众很稀少，它毕竟是我出狱后的第一次。
我在为陶莹莹一生辩诬的同时，难道不也是在为自己、为父亲和张莹莹李莹莹的一生辩诬；在为陶莹莹一生雪耻的同时，难道不也是在为自己、为父亲和张莹莹李莹莹的一生雪耻；在为陶莹莹讨回公道的同时，难道不也是在为自己为父亲和张莹莹李莹莹讨回公道？为那些被玷污的美丽的心灵，为那些被糟蹋掉的青春岁月，为那些被扼杀的或大或小的抱负，为一切被剥夺断送的人生欢乐，个人幸福，公开招魂，魂兮归来哟！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的毕业论文，和一九八二年九月法院发给父亲和我的“宣布无罪”的冷冰冰的平反纸以及发给张莹莹李莹莹们同类的平反纸相比，前者是冤海沉船的重见天日，后者是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这不能不认为是我人生中意味深长的变化。
两年电大，我象个孩子，每一天都获得新的知识，每一天都有人间温暖送往心里，有生气有波澜，生活有了色彩，心，慢慢活过来。
三年电大辅导老师，两年职工教育干部，两年电大学生，像一级一级阶梯把我提升至新的平台，生命中的冰雪开始融化，我几十年来一点一点“微分”出去的，人生不可或缺的珍宝——尊严，自信，勇气，幽默感，笑声……又一点一点开始“积分”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