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文凭，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他，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却为人低调、谦逊；他，虽潜心学问，却从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贯穿其一生。这位可尊可敬、可亲可佩的大师就是陈寅恪。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过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与自己指导的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然而，陈寅恪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后，以俄国人为师的中国共产党的可怕已然触手可及。愤懑之余，陈先生于1950年前后曲笔写了一首《经史》的诗来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危害的认识。诗中写道：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这首诗陈寅恪引经据典，还着实让人费解。后经几位学者多番揣摩考证，终于了解了诗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虚经”，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苏联重印三百次、发行四千二百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腐史”通常指西汉史家司马迁受腐刑后写成的《史记》，诗中则暗示苏联学者是在严刑胁迫下写成的。书中颠倒黑白，美化苏联 30年代的集体化和大清洗，为斯大林镇压、流放上千万老党员、干部和农民的罪行歌功颂德，自然难免充满阴森之气。“溪刻”用的是《世说新语》中的典故，指陈仲子行为“苛刻”，暗讽马列思想对人残酷。显而易见，陈寅恪认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十分严酷可怕。
第二句“‘鲁论开卷语’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学师生忽然异口同声，人人谈学习，个个学马列。“说瓜千古笑秦儒”是指秦始皇时为坑杀儒生，“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此句即是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中共一网打尽而不自知。
全诗大意就是：马列主义教条禁锢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知识份子竞相学习马列主义，其实是自投罗网，尽入统治者的彀中。可以说，《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之所以曲笔，自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击。
而当时的现实正如陈寅恪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五十年代初，中共统治大局已定后，全国知识界开始了思想改造，从 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强迫大中小学教师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交待自己的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采用的手段皆来自于延安时期的中共整风运动，比如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一些知识份子不堪压力，或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而更多的知识份子则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接受了效忠的对象是中共和毛泽东。从此，人人言必称马列，著述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为荣。由于朝鲜战争，这一改造运动暂时中止，但几年后，中共掀起了对知识份子的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弟子、业已被中共思想改造过来的汪篯到广州劝其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他告诉汪篯：“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对于中共“大人物”的邀请书信，陈先生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陈寅恪对马列主义的这些言论和态度，正可与他的《经史》相互印证。
1957年陈寅恪在给朋友刘铭恕的信中有云：“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干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
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看出了此中真义：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陈先生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陈先生曲笔所写的《经史》一诗对马列主义危害的深刻认知。
只可惜，那时的知识份子，乃至当今的知识份子有多少能如陈寅恪般睿智，能清醒地认清马列主义的真面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