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金晓刚综合报导】据京华时报22日报导，鉴于公务用车高费用、公共汽车私用、配车超标等问题，国家发改委正抓紧再次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这些改革基本无下文，并且让民众“没感觉”。
公共汽车“不公”日趋严重
据新京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1989年曾下发《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等文件，进行规范管理。“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
而据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观察，中央部委对上述规定尚算重视，而在地方几乎已成空文。目前在全国绝大多数乡镇，书记和乡长一般都配有专车。而配车超标同时，公共汽车私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2003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同心公布了一份公共汽车私用情况调查。称一些地方的公共汽车，公务用途占三分之一，干部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公共汽车不公，日趋严重。”
“扬汤止沸”的多次车改
据中国网和平论坛“海听沙”22日为文，广东省从1997年就开始进行公共汽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启动部分中央机关的车改试点，同时也在浙江、江苏等省市的部分地区试点。到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公共汽车改革的提案再次触发群众热议，由此出现了2004年前后的全国性公共汽车改革高峰，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当时都曾试点公共汽车货币化改革，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但2005年杭州、北京等地公共汽车改革相继悄悄搁浅，又陷入沉寂。由于公共汽车不公与财政压力，2009年杭州市直机关车改、辽阳的弓长岭区车改再次把公共汽车改革推上风口浪尖。
今年3月份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共汽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共汽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日，公共汽车改革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法学院教授：改革基本无下文
据新京报消息，据有关部门统计，近4年来，见诸媒体的中国公共汽车总开支横跨3000亿至6000亿元。这远远超过每年财政支出中教育费与卫生费的总和，日益庞大的公共汽车耗资已成为社会无法承受之重。加之我国公务用车改革的思路尚不得要领，导致各地先后进行的改革要么偃旗息鼓，要么无疾而终。而一轮又一轮的改革过后，眼中所见的公共汽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改越多，越禁越奢华，则确凿地表明现在的公共汽车改革已经陷入一个困局。
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公共汽车开支高得离谱”。据王教授介绍，车改的形式多样，最为民众熟知的则为集中管理和货币化车补等。公共汽车货币化模式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曾长期被认为是公共汽车改革的方向。其措施是公共汽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公共汽车集中管理则以昆明为代表，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共汽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但这些改革基本无下文，并且让民众“没感觉”。
“不从严治官，又如何能从严治车？”
海听沙评论，要真正使公共汽车改革顺利推进，就必须追本溯源，先搞清楚现行公共汽车制度的真正弊端。显然，从买车到用车，在这一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才是公共汽车滥用、公共汽车腐败的根源。换言之，即公共汽车浪费的实质是制度问题。权力滥用、制约不力是因，而资金浪费是果。现行公共汽车制度超标、超量、超用之弊，说到底都只不过是官本位之弊的表征。因此，只有首先正视官本位的问题，认真加以解决，公共汽车之弊才能迎刃而解。公共汽车也就是官车，不从严治官，又如何能从严治车？
目另一个事实是，车改试点地区的公共汽车，此前没有不超标的。王锡锌评论：“既然违反中央规定的超标都无法遏制，再变花样搞改革，又能改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