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自己的伤疤给人看，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自从《我的哥哥庄彦斌，一个至今没有平反的现行反革命》一文刊发以来，我干涸已久的泪腺就像涨了潮一样，一坐在电脑前，眼眶里情不自禁地就溢出了泪水。有几次甚至动了罢笔不再去写这些令人心酸的文字了的念头。
然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读者们却不依不饶。昨天，一位来自台湾的素昧平生的读者又在我的电子邮箱里留言，他的留言是这样写的：“庄晓斌先生，看了您刊登在《观察网站》上的文章《我的哥哥庄彦斌，一个至今没有平反的现行反革命》，我流泪了。我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平时已经很少动感情了，但看完了您的文章，我还是流了泪。您哥哥庄彦斌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令人发指。但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你们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这样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历史也不会宽宥杀人的刽子手的。您哥哥庄彦斌的沉冤一定能够昭雪！公道自在人心，希望您能更详细地介绍一下您的哥哥庄彦斌，让历史记住这个蒙冤者，也把杀人的恶魔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面对如此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读者，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忍着撕心裂肺的楚痛，把这个系列的文章继续写下去。应这位老先生之邀，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地介绍一下我哥哥的具体案情和他被捕的真实情形。
一 震惊中央的“73.2.11书写反革命挂钩信”案件
1973年2月11日，中国大陆的黑龙江省伊春地区出现了一起震惊中央的书写“反革命挂钩信”案件。具体的案情是这样的：1973年2月11日上午 11点30分，一个化名叫刘玉兴的年轻人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叉区邮局往香港投寄了一封普通信件。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新浦港彩虹道2楼2号，收信人的名字叫石艳芬。经公安机关审查，这个收信地址和收信人正是设在香港的敌特电台在几天前反复播放的。因此这封普通信件被截查，经过技术处理，发现这封信件是用果汁密写的，信文的内容非常反动，信文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领袖”。因此这个案件被公安部定为“73.2.11书写“反革命挂钩信”的重大案件” 严令黑龙江省公安厅限期侦破。
其实，这起书写“反革命挂钩信”的重大案件的案犯只有2个人。主犯就是我的哥哥庄彦斌，这封用果汁密写的信件就出自他手，而化名叫刘玉兴的年轻人就是我，这封信就是我替哥哥到南叉区邮局投寄的。
哥哥庄彦斌文革初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参加造反派组织，被推选为佳木斯市红色造反派司令部的司令。后来，因为牵涉到佳木斯市1967年的“6.30” 反革命凶杀案”中，哥哥被佳木斯市军管会羁押了整整3年，直到1970年6月才获释。获释后的哥哥曾企图偷渡去香港，但由于被人告密而未遂，在他被押解回佳市的火车上，哥哥中途跳车逃跑，因为火车的车速太快，他跳下来后，就摔得不省人事了。而恰巧被一伙刑事犯罪分子搭救。从此哥哥就与这一伙刑事犯罪分子为伍，在辽宁省建平，锦州，秦皇岛等地从事投机倒把的犯罪活动。1972年秋天，哥哥在辽宁省的罪行败露，他就又潜逃回家。藏在家里的地窖里。哥哥从辽宁潜逃回家时，带回来一部红旗803短波收音机。哥哥在地窖里就用这部收音机收听香港敌特电台的听众信箱节目。正是受到这家电台蛊惑人心的反共宣传，哥哥才写了这封让哥哥和我及我的家庭都遭受到灭顶之灾的“反革命挂钩信”的。
这个案件既然是公安部挂了号的重大案件，黑龙江省公安厅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抓紧破案。经过排查，研究对比笔迹，侦破目标很快就锁定在我的哥哥庄彦斌身上。我家就成了黑龙江省公安厅确定的重点侦察目标。这个案件完全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我家乡的朗乡林业地区公安局也在事前一无所知，省公安厅的便衣在朗乡林业局招待所3号房间设立了指挥部，我的亲表哥徐景云和我的大嫂王静都被调来到我家作卧底。
我的亲表哥徐景云当时的职务是哈尔滨正阳河木材加工厂的一个党总支书记。他能有现在这样的官职，还得益于我父亲的提携，表哥徐景云初中毕业以后，从农村来到我家，是我父亲托人送他去当时设在带岭的林业干部学校学习的。表哥在林干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桃山林业局工作，曾担任过桃山林业局的党委宣传部长。表哥徐景云一直是把我父亲看作他的启蒙恩师的。但是在事关党性原则阶级立场这样的大问题上，表哥徐景云坚强的党性可谓是“义无反顾地大义灭亲了”据说，表哥徐景云从哈尔滨来时，是当时任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的李力安亲自找他谈的话。表哥当时信誓旦旦地向李力安书记表示，他一定不会辜负党的信任。事实也验证了表哥的忠诚，他来到我家后确实完成了“党的嘱托”，他巧舌如簧，不仅没有引起舅父舅母的怀疑，还终于侦查到我的哥哥就藏匿在我家地窖里的重大线索。表哥的忠诚确实“忠勇可嘉”，但我哥哥被处了极刑以后，他却连农村老家也不敢回了。
我在老家的一些亲戚们都认定是他出卖了我的哥哥，表哥的亲父亲，也就是我的大姑父对表哥的宵小行为极端恼怒，曾扬言“他要是回家，我就亲手废了这个孽子！”
表哥这个卧底很成功，但另一个卧底就是共产党的失策了。另一个卧底是我的大嫂王静，她在临来执行任务之前，也是被洗了脑的。她也曾向“党”保证了绝不泄密。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那句话，所谓坚强的党性是绝对对抗不了更坚强更顽固的人性的。
大嫂王静一下火车之后，就把对“党”的保证抛到九霄云外了。她径直来到我父亲的办公室，把来了100多名警察来抓捕我哥哥的消息向我父亲透了底。（当时在文革中也受到审查的父亲刚刚恢复工作，在一打三反工作队作查帐工作，他的办公室在朗乡商业科，就在火车站附近）我的父亲获悉此讯，也顾不上“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了。毕竟儿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用刀来剜自己的心头肉，那个父亲能不心疼啊！于是，我父亲连班也不上了，他立即骑车回家，到家后对我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赶紧拿钱让彦斌快逃，要是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我父亲这一次一生中唯一的刚烈之举，险些救了我哥哥的命。但更刚烈的哥哥的宿命也许是上天注定了的，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一样：“我生要生得坦坦荡荡。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哥哥正是因为有这样刚烈的信念，在挣脱罗网之后又折返回来，才重涉险地以至于被捕受擒。
二 我哥哥被捕的详细情形
自从我家被确定为重点侦破目标以后，我的家就一直被秘密监控着。可以说别说是一个大活人，就是一只鸟也是插翅难飞的。但我的哥哥却用他无畏的胆量，侥幸地从家里逃脱了的。得到父亲的报讯后，哥哥意识到他必须立即逃走。
那是1973年的6月8日上午八点五十分。据我母亲描述：当时哥哥嗖地就窜出了仓房，弓着身子贴着半米多高的矮杖子来到东院墙下，翻墙跳进我家邻居刘主任家的院子。院子里恰好没人。他三步并成两步直奔刘主任家的院门，他刚走出院门不到十多步，两个穿便衣的人便从房后绕过来。无暇细想，他只好低头径直走了过去，这两个人并没有阻拦他，只是用奇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从刘主任家院里出来的人。哥哥匆匆地从这两个人的目光下走过去，他拐到房后，直到这两个人的目光看不见他了，才撒腿跑开来，一直跑到西山脚下。钻进了山脚下的灌木林里。
哥哥沿着落叶松林带边朝南走了一段路，临近中午时分，他沿着蜿蜒的山梁来到临近铁路的一个小山岗上，这里正是小兴安岭的分水岭，铁路线这一段坡度最大，车速最慢，乘夜间在这里扒乘货车坐出几站，再到一个适当的车站买票坐客车，他就可以安然无恙的逃出追捕的网了。
哥哥从山岗上俯视着铁路，过往的列车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他的心里陡然生起了一种凄怆之感。他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吗？就这样悄然无语地走了吗？亲人和朋友都在这里，往事和记忆也在这里，在这养育我长大成人的故乡，从此就再没有我委身立足的一寸热土了吗？”
“不甘哪！不甘！”他大声喊了起来，“我应该明确地告诉故乡的父老乡亲们，我是被逼上梁山的，是残酷无情的现实逼我走上了一条与自己初衷完全相反的危险道路的！”他扶着一棵小松树，呆呆地沉思了许久，才像宣誓似的，一字一顿地说：“对！我要走，也要走得轰轰烈烈，不能像小偷一样悄悄地溜走，要把我积郁在心底的话语留在故乡的土地上！”
打定主意后，哥哥转身又沿着原路走了回去。傍晚，他沿着山脊，来到一个名叫三公里的地方，这里是朗乡林业局的一所森林检查站。这里只有五六栋草房十几户人家。我爸爸的好友程伯伯就居住在这里。
哥哥来到这里是企图写一封公开信张贴在朗乡林业公安局的大墙上，把他心中的一切愤懑都告诉家乡父老之后，然后再离开这块生养他的热土，去亡命天涯。
本来我哥哥在程伯伯家已经写好了那封公开信，那封信是用报纸写的大字报。当过造反派司令的他还没有挣脱文革式的思维，还是想用大字报的形式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他把这封公开信托付给了程鹏，让程鹏再转交给我，他相信我这个一贯崇拜他的弟弟一定能替他把这封公开信张贴出去的。可他没有想到的是昨天夜里他下山找程伯伯家时，因为先前敲错了门，他的行踪就已经暴露了，此时的程伯伯家也已经被秘密监控起来了。而且程鹏今天早上一去上班，就已经被公安控制起来了。
1973年的6月9日下午4点多钟，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哥哥躲在程伯伯家的天棚里。他是准备在今天晚上就走的，程婶已经替他预备好了大叠的油饼和几十个煮鸡蛋，等天一黑，他从这里沿着山梁朝下行方向走，午夜就可到达小白车站。从那里扒乘货车，就可安全地逃出追捕的网了。
哥哥趴在程伯伯家天棚东山墙上的气窗口处向外窥望，这个气窗口一直可以望见房前的公路。这个天棚里真是个理想的隐蔽所，既清爽又僻静，遗憾的是没有灯，只能从山墙上气窗的木板门缝透进一点光亮来。他还不能把这扇半米见方的门开得太大，因为外面看这面山墙也同样是清清楚楚的。他把眼睛贴在虚掩的木板门上从那约有2寸宽的门缝一动不动地向外望着。
太阳只剩下一竹竿子高了，这时有两辆解放牌大汽车从远处沿着公路驶过来，后面不远处还跟着一辆吉普车，解放车的车厢上罩着帆布蓬。
“这两辆车是干什么的？”哥哥不禁格外注意了，他的眼睛盯在了这两辆车上，汽车开得很快，在房前的公路上疾驰而过。
“噢，过去了。”哥哥松了一口气，刚想缩回头来，两辆汽车却在离这栋房有四五十米远的地方嘎然停住了。车上的帆布蓬掀掉了，从车上急速跳下来的是几十个持枪的武警。
“啊！不好！这是来抓我的！”哥哥立时觉得热血冲涌，脑袋像炸裂开了。不容多想，他一脚踹开了木板门，从三米多高的山墙气窗口跳了下来，拔脚就往后山坡上跑去。可他没跑出多远，仰头见到房后的山坡上已经有持枪的武警迎下来了。
“哎呀！完了，一切全完了！”哥哥咬了咬牙转身又窜回来，他又顺山墙攀进了天棚。武警迅速将这所房子包围了，但没有打枪，也没有人喧哗，只是听到匆匆的脚步声，显然，这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武警。
“庄彦斌，你快出来吧，不要再顽抗了！”下面开始喊话了，很明显，已经布置就绪了。哥哥木然地站立着，一瞬间，他像一个涨满气的皮球松了口子，绷紧的神经一根根地断了弦，他像一个木头人似的呆呆地站在那儿，就像这栋草房的一根立柱一样。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再也没有退路了！然而，他似乎不觉得怕，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庄彦斌，快下来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不下来，我们可要开枪了！”武警为了震慑他，竟真砰！砰！地放了两枪。
“哈哈，哈哈！”哥哥听到枪声竟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很响很脆，枪声一下子停止了。
“好小子们，有种的就上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他大声向下面喊着，他摸起自己喝水的瓷碗，从木板门口摔了下去。
啪！陶瓷碗摔了个粉碎，下面又鸦雀无声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粗嗓门的人在下面喊：“庄彦斌，你不要执迷不悟，自寻死路！还是放明智点，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
“哼！有胆量的就上来吧！”哥哥一脚踹开了木板门，他已经铁心不投降了。房顶上上去人了。有人在拆房顶上的木板盖。哥哥在天棚里摸到了一根镐把，他朝有响动的地方一顶，砰的一下，房顶上有人“啊！”地一声从房顶跌下去了。寂静，可怕的几分钟寂静啊！
这时，哥哥意识到，自己是再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唉！他叹了口气，解下了裤腰带，穿过脊檩，迅速地挽了个死扣，把头伸进死扣里，毫不犹豫地双脚一蜷，吊在了那儿。一阵痛苦的闷抑，他迅即失去了知觉……
房下面，武警们还在一遍遍的呼喊着：“庄彦斌，你还不够死罪，何必自寻死路呢？快下来吧，再不下来，可要开枪射击了！”下面软硬兼施，可是天棚里已经没有了动静。
“你上去看看！”一位武警用枪点了点程鹏。“我？”程鹏委缩地后退了一步。“叫你上去，你就上去！”
武警厉声喝道，“你还想找不自在吗？”
“我……我有点怕。”已经是鼻青脸肿了的程鹏怯懦地说。
“上去！”一个大个子武警用手枪顶着程鹏的脊梁骨威逼说：“你不上去，我先开枪毙了你！”
程鹏前瞻后顾地从隐蔽处来到山墙下，他搬过来一架梯子，顺着梯子爬上去，边爬边颤声喊着：“彦斌哥，可……可别动手哇，我……我是程鹏。”
程鹏钻进天棚，见到哥哥已经昏死在天棚里，挂在脊檩上的裤腰带堕断了，一截还紧紧地扣在他的颈上。
“快……快上来吧，他……他已经吊死了！”程鹏结结巴巴地朝下面喊。武警们闻声才蜂拥而上，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天棚上弄了下来，一个似乎挺有经验的武警翻了翻他的眼皮说：“快……快做人工呼吸，还有救。”几个人轮流给他做人工呼吸，折腾了十来分钟，哥哥才吐出一口气。“快，快把他手铐上，”一个武警忙说，“他醒过来了。”几个武警走过来用绳子像捆猪似的把他五花大绑地捆住了。然后，几个人抬着把哥哥送到汽车上，汽车迅速开走了……
上面就是当时身在现场的程鹏事后向我描述了我哥哥被捕时的真实情形。
我的哥哥不仅被捕时表现得很英勇，他被押解离开故乡时，还留下了一段令世人津津乐道的小序曲，据说我哥哥被捕后在朗乡林业公安局的局长室里监押了一夜，当时是把他用绳索死死地绑在局长的大椅子上的，用6个警察不眨眼地看守了他一夜。第二天，把他的头用一个黑布套套着，用警车押解他去火车站，押解时，我的故乡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们都簇拥在街道两旁观看警车通过。在哥哥临登车前，他在车门口执拗地不肯登车，他当时大声对押解的警员喝斥道：“把我头上的黑布套拿掉！我要最后看一眼生我养我的故土！”在他凛然的喝斥下，警员最后把黑布套拿掉了，我哥哥登上车门后转头对站台上簇集的人群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见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来世我还要到这块热土上投生！”
哥哥说完了这句话，昂然地走进了车厢。他最后留在故乡热土上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家乡流传，以至于多少年以后，还有乡亲当着我的面称颂：“你哥哥庄彦斌真是条汉子！”
我的哥哥在离开故土的那一刻，他就预料到了自己的宿命。他留下的那份遗书，也是在他走上刑场的3个月前就写好了的。在这份语句铿锵的遗书的背面，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生死何须挂心间，早将断头视等闲，甘舍此身任杀剐，留得忠魂壮河山！”哥哥的这首诗，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一吟颂起这首诗，我也就平添了敢去赴汤蹈火的胆气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