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对于中国经济的评析，一向引人关注。11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年度高峰论坛上，沃尔夫再度全面分析中国经济。
沃尔夫援引温家宝在今年9月天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说，中国经济仍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沃尔夫认为，中国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经济产出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沃尔夫认为，从日本经验看来，中国有潜力将过去30年的经济增速再延续20年，到2030年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50%－60%，但前提是必须处理好目前面临的重大风险。他将这些风险归为六类：生产率、投资、金融、资源、外部需求和地缘政治。
沃尔夫赞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佩蒂斯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是“亚洲模式”的增强版，而二战之后的韩国和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开创者和典型代表，其特点是通过低工资、有意压低的利率和汇率，使资源从家庭向产业转移，在此过程中出口快速增长，保持高额的外部逆差，产业结构上制造业占据绝对重要位置，同时经济高速增长。
但他指出，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中国在每个方面都表现地更为突出，或者（用沃尔夫的原话）来说，是更为极端，例如与日韩相比，中国的投资率更高，贸易顺差更大，消费率更低，干预汇率的力度也更大。这些政策虽然带来了令人艳羡的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更趋成熟以及廉价劳动力等原有优势的逐渐丧失，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越来越面临挑战。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后来的发言中也赞同地说，那些过去20多年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逐渐变成阻碍增长的因素，包括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控制等。
基于上述分析，沃尔夫认为未来25年中国经济有六大问题急需解决：提高生产率；完成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改革金融系统；确保资源供应以及能以合理价格得到这些供应；管理外部需求；应对各种地缘政治挑战，包括作为为数甚少的具备全球性经济影响力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
生产率也许并不是中国国内热议的话题，但沃尔夫指出，中国投资率的提高空间已经不大，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势必要更加依赖生产率的提升，而一个值得警惕的情况是，目前的一些证据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由于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产业的转移速度在放慢，提高生产率变成了更紧迫的任务。中国需要由纯粹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增长，向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方向发展。沃尔夫警告说：“只是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迹象，并不是决定性的趋势，但在我看来这对未来的增长构成了重大挑战，也许是最大的挑战。”
在投资方面，沃尔夫以图表说明，以投资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不过他认为以大量资本购买美国国债是一个严重错误，对改善中国的长期财政状况并无助益）。但这种局面隐藏的危险是，假设中国经济增速从10%降低至5%，有效投资占GDP的比例有可能下降20%，那将给需求带来巨大破坏，中国有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停滞。沃尔夫说，历史上所有从中游国家向富国转型的经济体，都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也许也难以避免。
银行业方面，沃尔夫认为，随着边际资本收益率的不断下降，随着泡沫变得更加频繁，银行业发生巨大损失的风险正在变大，同时由于要维持家庭收入和提高资本利用率而提高利率，将进一步挤压银行业的利润空间。为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而进行的资本账户开放，将使金融业面临严重危机的风险。“银行主导金融业、经济又快速增长的国家，普遍存在这样的风险，包括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日本。”沃尔夫警告说。
沃尔夫认为，由于中国规模巨大，资源保障是中国面临的独特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均汽车占有量要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中国的汽车数量将要翻50倍，全球石油消费将翻一倍，这将需要能源利用效率出现巨大提高，否则全球将难以应对这种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而且落后于印度。“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能效的方法都需要与过去大大不同。”沃尔夫说。
在管理外部需求方面，沃尔夫认为自然的力量将使中国从外部顺差向外部逆差的方向转移，因为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经很大，因此世界贸易的扩张将限制中国出口的增速，同时国内经济的增长将推动国内需求的提升。中国的进口正在迅速增加，目前占全球进口的总量为7.2%，而美国为13.3%。“无论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水平如何，如此快的出口增速是不能维系的，出口增速的降低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将缓解各种压力，提升国内的福利水平,”沃尔夫说。
最后沃尔夫强调，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不成熟的超级大国，也必须应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棘手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将足以与欧盟或美国相比。维持世界和平与国际贸易秩序，将对中国自身带来有利的影响。“中国不仅应该输入秩序，还应该输出秩序，”他建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