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强拆纪实
广受社会瞩目的江西抚州市宜黄县“9·10”强拆自焚事件，宜黄县一名官员近日投书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 “崭新的中国”，“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如此谬论遭到舆论的一致抨击，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不想再重复对其的批评，而是关心另一个问题，即：对“有形” 的、直接针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强制拆迁”，人们可以加以识别与防患(或抗争)，而比“有形”强拆更普遍的是“无形”的强拆，但对于“无形”的、没有明确当事人的“强拆”，目前还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
以我身处的教育领域来说，“强拆”其实无处不在———10年前的大扩招、与之同步的高校合并、大学掀起的“改名潮”、“专升本”(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热、大学征地建设新校区、在“社会化”名义下将教师赶出校园等等，都可谓对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质量以及办学规律的“强拆”，而这种“强拆”，虽遭遇一些反对意见，但几乎畅通无阻，直到后来，连反对声也寥寥。
以大学扩招与合并看，为了 “发展教育规模”、“调整办学结构”，在行政部门的一声令下，不管学校是否适合扩招、合并双方是否有合并意愿、合并之后是否真有利于学科交叉资源共享，都迅速部署落实。其结果是扩招、合并任务“顺利完成”，而我国所有大学的办学定位由此模糊，高等教育质量逐渐下滑，矛盾纠纷暗流涌动。
这种情况今天还在继续。在前不久于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举了个例子：当初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软件学院时，清华当年的招生指标已经满了，但学校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求两天内开始软件学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满500 个学生，此后连续3年都要招500个学生。学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额改为了60人(文汇报10月12 日)。这就是“强拆”掉学校的办学定位，而贯彻上级的意图。
另据解放日报报导，近年来，上海市多所高校在郊区建立分校区，或整体搬迁，凭藉人才、技术优势汇入区域创新。但与此同时，不少家住市区的教师也开始了“班车生活”，两头奔波，原先与学生的朝夕相处，如今成了来去匆匆。大学新生在校园网上发帖道出不少同学的心声：“好几次课后想请教老师问题，赶到门口却只见背影，很失望。”这其实是当前的普遍情况，在各地“大学城”中尤其突出。我国大学近年来纷纷征地建设新校区，而在进行新旧校园规划时，有一个基本思路是，把老师赶出校园。在老校区把教师公寓迁出，其名义是校园太小，不能满足学生公寓的需要，因此让老师让路，也可实现教师住房“货币化”(也称“社会化”)；而在空旷、校园面积甚大的新校区，几乎所有大学都只考虑规划教学区、学生公寓区、行政办公区与试验区，却没有留一块地给教师公寓，其理由是这是教育用地，不得作为教师住宿之用。
然而，综观实行寄宿制的国外大学，以及回顾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高校，教师住在校园里，与学生共同学习、生活，是大学重要的人文风景，只有学生寄宿，教师不过是赶来上课的“过客”的校园，无法承载寄宿制学校给大学生的人文熏陶。这样的校园规划与发展思路，无疑把教师与学生强制“拆开”。在很多大学校园，一到晚上，只剩下学生以及同样年轻的辅导员，学校的实验室大多“黑灯”，使用率极其低下。
相对于“强制拆迁”来说，上述这些“强拆”，关系到大学发展的未来，涉及所有师生的学习与生活，但令人惊奇的是，并没有出现十分注目的“钉子户”——— 在扩招大潮中，似乎有据可查的，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坚持原则，没有扩招；在大学合并之中，虽有少数高校教授曾上书反对，也有个别合并高校把矛盾公开化，但总体而言，大家都很配合，就连清华大学，也合并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教师为扩招大业让路搬出校园的进程中，考虑到各种利害关系，加之改善住房的现实需要，教师们也乐得远离校园……
这样的“强拆”，不但拆除了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也拆掉了教育规律、办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拆掉了教育的尊严、教师的尊严与学术的尊严。大学的精神不复存在。但就是目睹这样明显的现实，可教育官员以至大学校领导，依旧认为过去10年，是教育、大学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其依据就是因扩招、合并、征地盖房等所产生的学生规模数据、教师规模数据、论文发表规模数据，以及校舍面积数据。
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强拆”，能阻挡的力量，只有是给公众以知情、参与、表达、决策的权利，这样，也才能让公众心目中的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好的教育，成为一致共识，而不是变为公权力的独角戏，任其解释、演绎，甚至不顾法律与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