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边坝事件：
“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24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7年还是8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24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 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23个乡后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 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 （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３０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 “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么‘叛乱’！ ……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