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他的博客中透露，最近他在江西某地演讲，呼吁地方政府不要强拆民房和强征农民土地，一位县委书记反驳说：“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一言论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就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学者程晓农先生和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讨论中国的强制拆迁、经济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地位等问题。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嵘最近在江西一个县里面讲课的时候，他呼吁政府不应该拆老百姓的房子。结果县委书记在课后就说‘我们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这句话登在博客上以后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讨论。各种说法都有。先请程晓农先生谈一下，您觉得这个县委书记的话有没有道理？”
程晓农：“毫无道理。这个话首先从共产党的逻辑来讲，就是谁养活谁？即便是纳税人纳了税，仍然是共产党养活事业单位或者是机关的工作人员。这个逻辑是完全错的；那么另一方面，一个县的拆迁对知识分子没什么帮助；第三点错是拆迁所带来的收入是地方政府用来补充公费吃喝、公费游玩、政绩工程的开支，并不是事业单位开支的一部分。换句话讲，即便是省一级的城市，如果它有给事业单位的开支这都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说是正常税收。地方政府从来就没有把房地产开发所获得的收入拿去给正常的机关事业单位的日常工资发放。所以，这话也是错的。”
记者：“那谢教授，您怎么看他们之间发生的这种冲突？”
谢田：“我理解程晓农博士讲的，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是错误的。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倒觉得他说了几句真话，或者是反映了一些真实的、现实的情况。他所谓的真话的意思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依附在这个政权的身上的这个现实。所以，他说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县政府的税收或者县政府的收入来支持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依附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从这点讲，也是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我觉得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也是建立在强制拆迁和这种房地产经济上。这是我们最近也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县委书记这个官员的讲话的口气实际上也反应了一贯的一种态度。就是他对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深深的从内心的一种蔑视。实际上是官本位的现象在中国的一个很低劣的一个反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倒觉得于建嵘他也不应该去劝，你说一个学者去劝官员什么意思呢？求他青天大老爷开恩呢还是什么呢？这也是这个中国社会的不正常。这个事情本身也就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实际上正常社会的话诉诸法律就好了，不需要用一个学者来好像发自良心地或者发自内心地来帮助他们去求情。乞求这些官员。”
记者：“我也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就说只要按照中国的《物权法》和以前的拆迁条例严格执行的话，现在的这种事情也不应该这样发生。程先生，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
程晓农：“我看是看到过了，但我觉得中国的法律体系本身存在着很多互相冲突很严重的问题。第二就是中国并不是很完善的依法治国的国家，法律只不过是共产党用来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如果法律用到了共产党自己头上。那它就把法律一脚踢到一边去了。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跟房地产拆迁有关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直到1977年以前，一直规定土地是私有的。农村的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城市住宅的宅基地也是属于屋主所有。但是1978年在修改《宪法》的时候，就是在《宪法》里加了一句话叫做：一切土地国有。加了这句话以后，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国民的土地所有权全部剥夺了。现在的拆迁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它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宪法》的这个条文之上的。也就说政府说‘土地归我了，我说了算。’这样的话，我想怎么拆就怎么拆。至于《物权法》现在只能保护土地之上的房子，而不能保护土地。因为现在按照《宪法》中国的国民已经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哪怕农民的宅基地，政府也把它剥夺了。
记者：“但实际上真正值钱的是那个地，对吧？”
程晓农：“对。房子本身并没有。现在中国政府所做的是拆迁中就存在问题就是故意地钻这个空子。一方面是不考虑农民拆迁的时候他那个宅基地的价格。拆迁以后他去买房子的时候，新买的房子是含了土地价值的。换句话讲，政府在拆的时候把土地价值排除了。但是他们一买房子就逼得他们要付土地的钱。所以等于是政府一手夺，另一方面又在卖房子的时候强迫他们再买一次地。那么在这个中间的差价就是政府赚了钱。”
记者：“于建嵘教授去江西讲课，他本来是说他推了，据说当地官员是再三邀请。您觉得地方官员既然他不想听知识分子像于教授这样讲话，他为什么还要邀请他去？”
程晓农：“我看到于建嵘写了不少博客。他在其他场合还谈到就是他的大多数在地方的讲话确实是地方政府邀请去的。他现在在中国的地方政府那儿是个红人。很多场合地方政府的官员还是愿意听他讲的。甚至还有一些人鼓掌。他描述过在有一个县，讲完了强制拆迁以后，他还毫不客气地用当地的案例来补充他的讲话的内容。结果是两个公安局长站起来带头鼓掌。这些官员事后向于建嵘说‘你说出了我们心里不敢讲的一些话，觉得痛快。’这个话的意思我理解是说地方官员也知道自己在作恶。但是，在中国这个政治体系里头，政治机器里头他们只能够帮着继续作恶下去。”
记者：“那谢教授，你的看法怎么样？像于教授也认为不能以拆迁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他认为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
谢田教授：“实际中国的政府尤其是中下层政府它已经像像毒品一样地迷上了房地产业，这是他们现在最大的给经济带来的推动力量。没办法从中拔出来。”
记者：“程先生，您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现在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老百姓的要交皇粮，知识分子就吃皇粮，是这样的位置吗？像刚刚谢教授说的那样？”
程晓农：“当然严格意义上讲，学校还创点收，所以不能说它百分之百吃皇粮。但是刚才谢教授讲的不错，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中国政府的。这种依附首先就表现于所有的知识分子服务的机构全部被政府严格控制。他们的饭碗，他们的职位提升，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恩赐。所以，他们的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能不能在这个系统内混下去。”
记者：“那就是说知识分子吃什么的问题确实也决定他们说什么的问题。”
程晓农：“或者准确地讲是知识分子能不能活下去取决于政府掐着他脖子，这样讲可能更准确一点。就是不在乎他拿的工资里百分之多少是皇粮？百分之多少是创收？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的饭碗捏在政府手里头。”
记者：“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学者程晓农和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讨论中国的暴力拆迁、经济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地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