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而支出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和通胀不能形成良性互动，居民还需为经济增长支付更多的成本。
据《成都商报》11月1日报道，全国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5年，这些职工的收入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完全脱节。而与收入停滞相对的，则是近5年，抛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民众经历了自2005年以来的物价快速上涨和支出倍增的阵痛期。
基于此，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基本目标。很显然，这和目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三大症结是相对应的：一是在国民收入的大蛋糕中，政府和居民的分配失衡。近10年，我国财政收入每年的增幅都在20%以上，但居民收入从来都没有突破两位数；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速背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GDP增长是9.8%，但居民收入增长只有7%多一点；其三，在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居民的支出倍增。前几年，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居民负担问题上，中国走了一条“甩包袱”的模式，导致居民支出负担沉重，消费萎缩至最低的36%。
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仅在收入增长这个“加法”上做得不够，还在于政府与居民的分配关系上，政府一方面不断提高税负，另一方面，政府承担的居民福利却在不断减少，导致居民支出的剧增，即在做“减法”上也远远不够。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拿走了多少钱，而是政府拿走的这些钱的用途究竟如何。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最高，也只有9.9%。另外，加之我国的财政资金相当一部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领域财政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在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而支出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和通胀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居民还需为经济增长支付更多的成本。以目前的CPI为例，9月份CPI再创新高，居民生活用品普涨。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指出，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情况，不宜将通胀的警戒线定在3%的公认水平，而应定在4.5%。很显然，这种调整通胀警戒线的做法一方面掩盖我国真实通胀水平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事实上是让民众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买单，这种追求高速度而不顾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思路不可持续。
在某种意义上，居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发展原理，政府从财富的大蛋糕中拿走太多，或者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居民的收入背离，后果就是经济规律的惩罚。中国过去的10年，居民收入经历“失去的十年”导致的后果就是目前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对外贸的严重依赖，现在，到了该结束这种不幸福的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