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五四运动当日的场景描述，多有如下记载：大批反动军警前往镇压，学生被刺伤、打伤，被逮捕……我们获得的是一个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历史概念。然而根据现有史料，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并没到北洋政府请愿，也没有凭据证明曾有大批反动军警前去进行血腥镇压。
如果一个事件缺乏细节，单单用一些抽象的、笼统的词汇去描述的话，难免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刻板印象”的陷阱。
客观地说，在5月4日这一天中，军警对学生的行动是理解的，甚至是同情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纵容的，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蛮横无理、面目可憎。
老前辈
相反，这些带有“刺刀和棍棒”的军警，从保护曹宅之不力来看，可以说是“失职”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用“刺刀和棍棒”、用武力来制止学生的纵火殴人，从这一面来看，他们又是良善的。
就拿当时奉大总统令，那个被孙伏园称为“杀人不眨眼”的步兵统领李长泰，在天安门制止学生前往使馆区游行的场景为例，1959年我们的叙述是：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他们见势不妙，只好低头溜走。
这是一种符合“政治正确”的现场叙述，也是仍然支配我们对五四事件认识的一种强势话语，然而，可惜的是，这样的叙述却未必公正客观。
所幸，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细节。那天，那位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晨报》记者将自己的现场亲见亲闻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报道速度之迅速，现场之真切，描述之客观，都远非那些把“五四行动意义化”后的回忆文章可比，而这个现场报道似乎少为人所关注到，他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当时学生与步兵统领交涉的场景。
适天安门红墙旁又发现一个绅士，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附带警吏多名，乘汽车而来。记者询悉为步军统领李长泰君，据系奉总统之命而来，李统领下车后，即入群众丛中，操北音曰：“汝们现在可以解散，今天公使馆是不见客的，汝们就到那里也没有益处，有话可以由我转达。”
时大多数学生还立桥外，不认来人为谁，且误会李统领之言，有人大呼卖国贼……卖国贼……因此秩序稍乱，幸代表尚能极力制止，一面向李统领婉言日他们是误会老前辈的意思，对老前辈是丝毫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是为国，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后盾。
而已李统领闻言亦即息怒低声言曰：“汝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不过总统之下还有我们各种机关，汝们如有意见，尽管由我转达，若是汝们代表要见总统，我也可以替汝们带领，反正总有办法，不能这种野蛮的。”
时旁有老叟历(厉)曰：“我们赤手空拳，那(哪)里有野蛮的事。”又有多数学生呼曰：“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李统领迟疑半响(晌)，旋又对群众曰：“汝们就在这里解散么，不必再到公使馆了。”时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日：“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付 (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记者亦驱车他往，时二钟四十五分。以上经过情形为记者所目击，当时学生言动确尚能严守范围，即李统领对付学生亦尚得法，以故秩序贴然。(按，标点及分段系笔者所加)
按一般的叙述，军警与学生是对立的。一方是竭力保障秩序，一方是伺机破坏秩序。然而那天，他们都是中国人，都忍受着国将不国的痛苦，都焦灼于日本的贪婪，列强的自私，外交的困窘，主权的丧失。因此，在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上，他们又不是对立的，而是风雨同舟的，李统领所说，“汝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即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
注意，学生称步兵统领不是“长官”，不是“老爷”，而是“老前辈”。一句“老前辈”叫得那么亲切，那么贴心。试想，“小后生”与“老前辈”之间犯得着用刺刀棍棒、石块子弹混战一场吗？
而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的表现也不算穷凶极恶。他劝学生返校理由很是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些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可见，学生与警吏并不是以后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彼此势不两立，而是通情达理、互相理解的。
为了确保“不出事”(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警察护送在游行队伍的两旁。然而，这些夹护的警察虽然有着“随时拘捕”学生的权利 (力)，实际上看，他们与学生却相处十分融洽，我们还是看当时的细节。据王统照先生在《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一文中记述：
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的高喊口号明知不能禁止也倒没怎么干涉。他们在以前没曾见过有这许多学生的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口号，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印象和感觉上当然是新鲜而强烈的。虽是受了军阀们的命令与学生们取敌对态度并且可以随时拘捕，但这样热情充满，汗泪融合的共同表现使他们也有多少感染。有的并不怎么紧张，只是拖了枪支，像漫无目的的(地)随众前行；有的却十分注意听着学生们喊叫的口号，若有所思，不顾擦抹脸上的汗滴。同时，也有些学生边走边谈，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和为甚(什)么举行这一次的游行。
可见，不管是步兵统领“头子”，还是普通的警吏，在整个过程中，和学生相处得是多么融洽和睦。
“巡警相顾束手”
整个过程中，最让警吏紧张的是三千名学生拥堵到曹宅那并不宽绰的胡同里的时候，然而，即使在四点左右，学生到曹府越窗人室，砸物殴人，放火烧房的过程中，警察与学生也没有起什么冲突。据尹明德先生回忆：
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按，当是正门右上侧的窗口)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全身武装的军警，到处布置岗位，见学生人多势众，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
其实警察是受到破窗而人的学生演说的感染，没有开枪。5月5日，曹汝霖在致总统的辞呈中也提到了警察的没有作为，“适与驻日公使章宗祥晤谈，忽闻喊声甚厉，由远而近，势如潮涌，渐逼巷口，巡警相顾束手”。在杨亮功先生的回忆中也提到“巡警相顾束手”的场景。“其门外军警见来者既如是奋勇，又系学生，又不知有几千万，又未见长官明令如何办理，于是皆束手不理。”其实长官并不是没有“明令”，当时，奉命来曹家执行保护任务的警察队长便对曹汝霖说，对待学生，“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所以，“连警棍都没有带”。可见，长官不光有令，而且明令对学生要文明相待的。警察便只有“束手不理”了。
就在学生群殴章宗祥，将其打昏在地之际，丁士源向警察呼吁救援，“警察以未奉长官令对”。杨亮功所云的这一细节，在后来的讯问记录中可以得到印证。曹宅管家燕筱亭在法庭交代说，“丁局长对巡警说：怎么不动手打？巡警答：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丁局长说：我说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在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记有丁士源要求警察采取行动被拒一事。“问槎(按，即丁士源)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殴打就在警察的眼皮下发生着，而警察在求救的时候竟拒绝干预，即使是从人道的角度出发，或许都不该如此。此真不可思议。
就是在火烧赵家楼后，警察也只是“有限作为”。还是看王统照先生的回忆：
赵家楼外，大街上有几百个，几十个一群、一簇的学生欢声笑语，带着满脸尘土高高兴兴地向各方散走！布满胡同口与早先呆立在大街左右的军警，对这些虽已散队却依然是人多势众的青年群也没敢更向前追，他们只将首先冲进曹家住宅的几十个学生阻住捕去。
警察在整个暴力过程中的“不作为”，一方面与“法不责众”有关，但与他们对学生的同情，对“卖国贼”的幸灾乐祸的心理无关吗？
周策纵先生说，“在骚乱过程中，警察和学生也在院子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警察在那种情况下的态度是很温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持一种‘宽容中立’的态度，只是在接到上司几次紧急命令后才被迫进行干涉。”而当维护秩序时却不维护，警察没去积极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这即使在当时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有报道说：
对当地的中国在场观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讽刺。这个人(按：指曹汝霖)曾为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同伙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但自己的房子受到青年学生聚众袭击，竞没有一个人为他开一枪或尽一臂之力。
当然，到六点左右，待到屋毁人散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才带大队人马赶到现场，并将没有散去的学生捕去三十二名(按，其中一人是市民)。据第二天出版的天津《益世报》称，各生整队回校时，巡警赶至其后，“放空枪数声，遂迫而抓获学生十九人，闻抓捕时，并以枪柄击之。”
家住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恰好目击到抓捕学生的一个场景，那时，他午睡方醒(按，火是四时左右起的，北方天黑得晚，睡到四点钟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就听见失火的消息。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忽见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的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
从他的观察来看，受伤的不是学生，居然是巡警！看来巡警与学生多少还是有冲突的。尤其是抓捕的过程中，哪有束手就擒的道理呢？被捕者之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荩民说，“我在曹贼院里遭军警毒打时，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膊被打得鲜血直流。”看来彼此都有受伤。不过，总体来看，警吏的表现还是温和的。
狱卒对学生很同情，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他们
学生被捕后，也算是第一次尝到了被监禁的滋味。2009年，五四运动九r周年之际，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回忆说，当时军警把他的父亲许德珩和易克嶷捆在杀猪的手推车上，一边一个，把他们从赵家楼一直拉到警察局。在警察局里的情况更加糟糕：
这32个被捕的人被关在了一个牢房里面，睡在一个大土坑(炕)上，每天发一个大窝头，一壶水大家喝，满屋子都是跳蚤和虱子。屋子的东西两边各放一个尿桶，臭气满屋，中午放风时才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刚关进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没命了，没想到几天后就被救出来了。
监牢当然不是宾馆，学生受到的待遇自然是不可忍受的。然而，以往的回忆往往就到此打住，军警成为学生的对立面的刻板印象也正是由这些不完全的叙述，选择性的叙述所建构着。
这三十二人，起初分住两处，步军统领署十二人，警厅二十人，后来归并到警厅。这三十二人“共居一小屋，说话不能自由，便溺者皆受侦察”，然而，这只是第一天的情况，北大学生杨亮功在五四事件后不久的叙述中说：
翌日警厅总监知事体重大与寻常罪犯不同，乃亲往慰劳，始移住较大之室，解除谈话之禁，并赠报纸多份以备消遣。伙食准厅中科员例，每人每餐约费洋一毛有零，聚食之时共分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同学有往慰问者，并可托寄信外出。如果没有这样的叙述的话，我们会把这第一天学生受到的“非人待遇”，当成学生那几天在警厅的全部遭遇。也从上面的叙述可见，警厅对学生不再是“非人待遇”，几乎是“科员待遇”了。
警厅总监吴炳湘虽是一介武夫，但还算忠厚，就在学生被捕后第二天，5月5日，在北大法科召开的各校全体联合大会上，有学生报告说，“晨间谒见吴总监，告以此次举动之理由，并垂询被拘同学之状况。据云：十分优待，且有报纸可看，当宣布被拘者传出之信，内容略谓‘弟等在此颇蒙吴总监优待，请诸位同学努力进行云云’。”可见，警察对拘禁学生之优待所言不虚。
被捕学生没被追究任何责任，于5月7日就被迅速释放，这当然与即将到来的五七国耻日有关，也与吴总监对总统及诸权要陈说利害、疏通有关，5月6日夜，吴总监与蔡元培校长切磋，吴提出的要求有二，就是5月7日当天，一则，学生不得参赴国民大会，二则，各校学生须全体上课，蔡以身家作保，学生于7日亦被释放。
此后，为了抗议政府，制造舆论，学生组织演讲团街头演讲，政府亦是严令禁止，在军警奉命弹压时，亦非一味凶神恶煞，不讲情理，反而在学生的鼓动和感召下，大家惺惺相惜，怆然涕下，以至于政府对军警的表现甚为惶恐。当事人杨亮功先生在不久后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动人的、精彩的场景：
犹忆某目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 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
学生即兴的沉痛讲演的确感人，也许只有在这种尖锐的现实(青岛之不保，警察之弹压)中，才会有此等情绪饱满的讲词，正是这样的讲词刺痛了军警、听众的心。
也正是军警的泫然泣下的表现，使得政府撤换了步兵统领“老前辈”李长泰，取而代之的是素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也许，只有到“六三”时，警察奉命搜捕四处演讲“煽动”的学生，才有了真正的暴力行为，周予同回忆说，学生十人一组到处演讲，“步军统领衙门的军队和保安警察队听到这消息，蜂拥而来。军警的枪支上上了白晃晃的刺刀，并间用马队迎头冲击，这种凶恶的手段是五四那一天还没有出现的。”
但即使如此，警察对学生似乎还是抱绝大同情的态度，据匡互生的回忆，到6月4日，警察的表现和6月3日截然不同，“不过四日(按，指六月四日)军警方面所持的态度，实在也和三日两样，因为他们三日见着演讲的学生即尽数捕去，四日却只极力苦劝(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学生们不要再出外演讲，绝对地不再捕人了。”巡警“跪地哀求”学生，似乎有点夸张了。
至于看守被捕学生的警察又是怎样的态度呢？据匡互生先生回忆：“他们除了表同情于学生以外，并且有许多明了事体的军官还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不过碍于形式的命令，不便有积极反抗的表示。”
郑振铎还说，有次学生演讲，政府把学生圈禁在天安门广场上，晚上，作为代表的他帮朋友送衣服，但任凭你怎样交涉都不让进去，于是“我们愤激极了，几乎要破口大骂。但北京的军警似乎久已养成了一种‘好’习惯，专用软功来对付，他们不冒火，只是慢吞吞的应付着，并不是不理会，却总是个拒绝。馒头和水果却送了不少进去。”看来，“以软对硬”向来就是军警的“好习惯”呢。
至于学生与警察在5月4日这天的唯一的冲突，就是警察在前者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捕去了三十二名晚归的学生(其中一名为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