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人民日报》报道“有国家课题组首席科学家，一年中1/3的时间要花在申请项目上”之后，近期又有学者通过媒体痛陈“一个研究员1/3的时间要用来拉关系”——围绕科研课题暴露出的种种怪象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哪个项目有钱，“科学家”们就对哪个项目有研究兴趣;什么课题容易发表论文，导师就给学生们选什么课题;科研经费总是不足，但又总有人想尽办法抠出一些挪作他用……
现在的审核制度比较成熟，申请流程是已经形成的模式，必须要走这个程序。国家课题，3个月到半年左右算是比较快的。
——采访中一位正在参加国家课题评审的生物学专家如是说
中国的大学什么都是，是衙门，是企业，是工厂，是商场，是赌场，是“地王”，是“战线”，甚至是“桥头堡”，当然，附带也是大学……而大学教授则更像政客、幕僚、老板、袍哥。所以，中国的“学界”既是商界，也是政界，还是“江湖”。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暨武汉大学教授
身为学者而又掌控着一种重要的学术刊物，这就是一笔很大的资本了。如果你在这种刊物的主编位上当上十年，你肯定会在学术界广结“善缘”。你能“提携”许多人，你会让许多人得到或大或小的名声，你可以使许多人顺利地解决职称问题。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科学具有不可预见性，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项目，却可能成为重大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让科研自由竞争。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 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山东网友：自从大学扩招以来，是个老师早晚都能称为“教授”;是个学生，只要你愿意，就能成为研究生!可是教授都教授了什么?研究生都研究了什么?看看我们培养出来的庞大的大学生队伍，再看看我们那薄弱的自主科研力量和能力，我们有没有权利说一声，改改这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吧，救救我们的民族未来吧!让教育学术化、纯粹化，而不要衙门化、商业化!
广东网友：学校的人为了拿到科研项目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申报已经市场化运作。所谓科研只不过是额外生财的一种手段，科研经费的使用，可能没有一个科研项目可以经得起审计。开假发票敛财是惯例，随便查一个科研项目，都可以揪出一批贪污犯。学校已经完全变了吗?
美国网友：教育不适合产业化!教育是不能讲直接经济利润的!
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良尧日前披露，写推荐信往课题组里“塞人”、跑项目拉关系等科技界的“”随处可见。有学者称，专家评审组已沦为“分钱组”。在采访中，年轻的科研人员们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在选择课题时，他们所要考虑的早已不是科研兴趣或者研究价值那么单纯——
项晨(国内名校物理专业 目前是公派美国的访问学者)：
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申请课题比较容易，一般的学校申请难度会大一些，半年算是正常的时间，不过，“老板”手头总会有项目，上一个没完就可以申请下一个，不会断，所以申请课题时间长短的问题，他们也无所谓;申请的课题多，时间就往学生头上分摊，反正现在学生多。有的(课题组)是一个老师领一群学生，有的是几个老师一起，然后一群学生。我觉得国内的“老板”一般自己都不做，尤其是比较牛之后，主要是“指导”学生做。
如果是国家资助的项目，美国这边也要去国会申请，流程和我们差不多，他们要说服国会议员，要做好presentation(演讲)，让美国老百姓知道钱怎么花的，该不该花，和咱这边推销的差不多。因为老百姓都可以去旁听国会，也可以去查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所以主要靠讲，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作假还是比较难的。
徐桦(国内研究所研究员 物理专业 “海归”两年 )：
就做研究的自由度而言，其实国内也挺大的，我觉得关键是态度。现在经常是哪个项目有钱，人们就对哪个有兴趣。我们这个专业，以前国内很少有人研究，但现在忽然每个学校都要成立我们这个专业了。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能源问题，很热，国家政策倾斜，下狠心投钱;于是，以前做各行各业的人都转行过来了。
今年9月，两位有海外学术经历的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抨击国内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这篇发表在美国学术杂志上的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项晨：我们这个专业，“老板”们现在手头都有国家的项目，也就是国家给的钱。但是，项目的要求其实就是发几篇文章之类的，所以最后能交差就行了。许多项目都是百万甚至千万量级的，会拿出一点劳务费分给学生，大概每人一个月几百块钱吧，有时候还没有，完全看老师心情。当然，学校还给几百块。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老师，就明白地告诉我：你以后的收入是和项目挂钩的。
看课题选导师?我当时还没有，但是现在的学生好像都会问，时代不同了，小孩子们越来越现实。
美国这边老师们都自己做研究，学生很少，好几个老师才有一个学生，有学生找他，他会像发现宝贝一样;而且博士生的工资很高，他们给不起。美国这边的博士生一般生活费是一年两万多，他们暑假还double pay(双薪)，和刚工作的科研人员差不多，那些科研人员还要交很多税，交完了跟博士生基本一样。我有几个师弟现在都开着跑车到处跑了。
徐桦：国外没有发票和报销一说，所以，经费也就能花到那么几个地方上：买设备，雇人干活，没有说用公款吃喝旅游的。而在国内虽然申请不同种类的经费，要求不一样，但是最后就看发票，可以找点发票了事。我就听说过有人买了大件东西，说报不了，最后就填买了8个移动硬盘。
没办法，关键是国内科研人员的工资确实不高，即便是北大这样的学校，副教授一个月也才4千多块钱，肯定不平衡啊!只能从项目里弄点钱。
今年9月，《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总编张月红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从2008年10月开始,该刊的来稿中有 31%的稿件存在抄袭现象。尽管这个得自分析软件的数据存有争议，但国内科研论文质量堪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最让科研人员们“千夫所指”的，也莫过于以论文发表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无论是希望如期毕业的博士生们，还是已经在科研院所工作的研究人员，“发论文”都是一句主宰他们的咒语：事关毕业学位、事关职称待遇、事关学术生命——总之，事关生存。
项晨：我们这个专业，博士毕业的话要求发3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的论文,或者影响因子达到7.1以上;而且必须是第一作者，或者“老板”是第一作者，你是第二作者(这个原因就不用说了)。于是大家都是为了造论文而写，有些文章一篇拆成好几篇发;做实验的，同一个东西，这么测一下发一篇，那么测一下发一篇，就和小孩做游戏似的。
现在评价文章都开始看期刊的“影响因子”，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发一篇文章就很牛的样子，这个我觉得挺荒谬。因为影响因子是用期刊文章的引用率算的，每个学科引用的风格不一样，像生物之类的就很高，一般二三十，我们学科能有一、二就特别好了，数学更低。比如我们这边有人就喜欢做交叉学科，做物理的和生物一交叉，在生物杂志上发一篇文章，那就牛大了。
此外，期刊质量也不代表文章质量，再好的期刊也有烂文章。比如国内很看重的《Nature》(英国科技杂志《自然》)、《Science》(美国杂志《科学》)，实际上里面很多文章都是科普性的，像周正龙发现华南虎这种都很容易上《Nature》。很多高校的校园网上会放这样的新闻：说谁谁刚在《Nature》上发了一篇文章，你查一下，一般都是谈中国的农业啊、气候啊、海洋之类的，说实话，这么大的题目能说出什么?
冯晓蕾(国内研究所研究员 生物学专业)：
我们没有毕业的压力，但是也必须要发论文。因为绩效考核整个都是跟论文挂钩的，看你的文章水平和数量，整个考核机制都比较急功近利。没有足够的论文，课题没办法结题，你的研究不能继续得到资助，待遇会下调，职称也评不了，学生也不跟你，最后生存都会出现问题。
我们这个领域真正想发好的东西非常不容易，可能一两年甚至三四年才能有真正像样的东西。但是，大家为了能发文章不得不去找一些“边角料”，或者已经有研究基础的东西，放弃需要探索和创新的研究。
这样一来，已经不是为了兴趣和价值在做研究，而只是为了生存，失去了做科研的最初目的。
除了主导整个科研过程的论文，一些不擅长交际的科研人员还会在言语之间抱怨那些让人头疼的“人际关系”问题。那些社会通行的“”，也同样潜伏在学术圈里，并且与课题申请和发表论文等重要事务息息相关。
项晨：如果是牛人，就得又能在外面跑，又能做出东西来;但是，许多人跑来钱了就懒得做了。
跑什么?跑课题啊，还有去参加国际会议，要不怎么发文章?要参会混个脸熟，这和国内拉关系差不多，不过也没那么俗。反正，许多“大牛”(意指学术界权威)是文章的评审人，你要是关系和他很好，当然发文章就容易很多了。他要是认识你了，审稿的时候当然就会soft(宽容)一些，人之常情嘛!
所以，很多人都要去开会，交流感情。往好里说，就是你先把你做的东西让他了解了，他如果已经同意你了，那你的文章自然就过了;比冷不丁扔过去一篇，他还不一定能看懂要好得多。
冯晓蕾：我自己觉得最希望改变的事情?……能说实话吗?我觉得就是希望在做研究之外，花在人际关系上的时间能少一点!
现在很多时候你的课题能不能审批通过，也要靠不少的人际关系，我们做研究的人，有些特别不善于这方面。结果就是有少部分人经常能拿到课题，另外的大多数人只能非常激烈地竞争。这可能是现在社会一个共性的问题，也不单是科研院所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