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出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发封面报道《高官贪腐录》，引发业界关注。该报道调研了23年来中国落马的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该刊编辑雄心勃勃地表示，试图呈现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时代特征，通过这些贪腐行为集中于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交易，因何暴露，应如何预防、惩治？找出共通规律，为“政改设计者和实施者鉴”。
报道称，中国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将过去23年（1987年－2010年）合并为三个阶段后，可知各阶段的腐败各有其明显特征：
1987年至1992年，表现为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流量腐败；1993年至2002年，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领域腐败；2003年之后，呈现复合式权力寻租，尤其是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买官卖官”大量出现。
对应于每个时期，体制上正好经历了“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民间资本的躁动、资本市场的开放、房地产市场与国有土地转让的结合，以及政府向集管理、服务、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为一体的“混合体”的转型，大大扩充了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落马高官在地域分布上覆盖更为广泛，在34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1个省的省部级高官落马。而这一时期，高级官员腐败的方式极为复杂，呈现出复合性和变异性。
其中官位寻租成为主要、也是最恶劣的贪腐方式之一。这表明腐败已超越低层次的“吃拿卡要”的流程腐败，逐步发展出更为高级复杂的形态，可称为“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
例如，在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的判决书中，44笔受贿行为中有29笔涉及助人升职、调任和安排工作。
这一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黑龙江卖官窝案。这场席卷黑龙江官场的风暴历时三年，一连串卖官案被清算，其中牵扯的省部级官员六人，如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副省长付晓光、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此外还涉及省直机关厅局级干部30 余人及该省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等九市不同级别官员百余人。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中，用新的权力去遏制已有的权力远非良策。而真要做到消除寻租，防止设租，关键在于还人民以选举权，并摆正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位置。
尽管最高层开始要求官员报告个人及家庭的具体事项，包括出国移民等，但在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
许多官员的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裸官”一词应运而生。这个词汇最早被用在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身上，其妻儿早在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其本人于2007年案发，后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在2008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据不完全统计，省部级“裸官”还有：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女儿投资移民美国；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其子移民新西兰。
2010年7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重获修订，与2006年相比，新规还将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其第三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由于规定所要求报告的内容并不公开，申”而不“公”，使贪腐不能曝于阳光之下。公众无从监督，因而执行力度有限，被认为治标不治本。
目前中国这一制度建设仅限于党内规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相差甚远，实效也微乎其微。
研究发现，对权力的制衡缺失和监督不力使得贪腐的多发成为可能，在天然的逐利冲动下，商业、房地产和金融等领域以及官位买卖成为贪腐高发带，大型国有企业更是成为贪腐的温床。
根据权力类型的不同，统计表明寻租空间最大的当属“行政审批权”腐败，达到七成；审批权之外的“其他行政执法权”占10％，“人事任免权”占32％，“司法权”占16％（其中成克杰等贪腐官员涉及多项权力混合腐败）。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作为手握审批权的“一把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双鸽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等八个单位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以权谋钱，收受贿赂649万元。
当时药监系统实行集权管理，审批和监督的绝对权力控制在少数行政官员手中，权力严重“家长化”。
而仅将行政权分立并不够。更重要的举措在于减少、限制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还市场与民间以更大的自由，由此抑制寻租空间。
此外，司法领域的腐败亦占到16％。
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执行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财物，合计受贿金额76余万元。在这50人统计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五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另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308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2010年3月，黄松有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司法系统因贪腐被判刑的最高官员。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看来，抑制司法领域的腐败，首要的任务是推进司法独立改革，在赋予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职能的同时使之去行政化。
按行业分的话，房地产业则是腐败官员的重灾区。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从卖地的官员，到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都需要行政官员参与。与中国地产业近年来飞飙猛进一致的是，房地产业也成为钱权交易的“热土”，在统计中亦占到近四成。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是其中一例。经厦门市中院认定，2000年至2006年，杜世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诸如解决企业纠纷、项目审批、开发房地产、购买别墅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的财务折合人民币626余万元，杜世成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外，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等高官的落马，无不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媒体评论，“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与房地产商形成了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
对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发原因的统计为反腐带来的启示是，案中案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有效方式，而重视举报亦不失为可行途径。内部反腐则不如群众和舆论监督，党内反腐回归法治反腐应为改革方向。
在120人的样本中，有据可查的案发方式有91例。在这部分人当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60.44％；被举报的占25.27％；存在失踪、出逃等行为异常的占4.4％；另有9.89％的其他案发方式。
在统计中，因举报而落马的高官数量占到了四分之一，其中近一半为群众自发举报。而情妇成为反腐生力军。2006年6月，主管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副市长刘志华因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落马，录像带的主人正是其情妇。此外，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等人均是因为情妇举报而案发。
据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统计，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中95％都有情妇。这些情妇原本多为官员腐败的中转站和洗钱途径，最后成为高官落马的导火索或加速器。也正因如此，坊间曾流传“反贪靠情妇”之说。
在《财经》的统计中，120人中可明确认定有情妇的有58人，占到近一半。
其中至少十名高官情妇已被送上了审判台，如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等。另有部分情妇，包括广东卫视主播李泳（陈绍基情妇）、公安部“警花”王菲（郑少东情妇），目前司法程序尚未完结。
此外，根据统计，落马高官中，受贿罪最为普遍，超过九成的落马高官身戴此罪，表明“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仍然是贪腐的主流；由于较易暴露，其中犯贪污罪的只有1人。
而随着经济发展，贪腐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官员越来越多，而级别越来越低。
由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面对司法机构的审判时，往往“积极招供，主动回忆”，因而不少人在最终被判死缓。
例如韩桂芝一案中，一审判决书称，“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韩桂芝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此外，高级官员的上诉率并不高，大都在获得一审判决后开始服刑，同时，不少高级官员在服刑后，均以保外就医等方式提前出狱。
不仅如此，在服刑期间，不少沦为阶下囚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仍可享受高规格的待遇。
“绿树掩映、山岭叠翠，院中遍地青草和成排的果树林。”这是韩嘉毅律师对用以关押省部级以上官员的秦城监狱的第一观感。
在这所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公安部惟一直属监狱内，较小的房间大约15平方米，摆有黑色沙发和茶几，并安装有空调。律师和被押官员可在房间内随意交流。没有隔离玻璃和铁丝网，更不需要对讲电话，被告人可以端着水杯会见自己的律师。
这与刑事犯以及政治犯的待遇显然大为不同。
原题目：《财经》杂志调研23年落马省部级高官总结反腐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