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邱小卫思维清晰、逻辑缜密、语言表达能力强。很难想象，她是一个刚从精神病医院逃离的“患者”。10月18日，电话那头的她对《新周报·周末版》记者说：“我以前根本没有精神病，如果说现在有，那也是住院造成的。”
这是一段错综复杂的过往，对邱小卫来说，这是她人生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
有病没病，纠缠不清。这个弱女子一年多的经历，改变了她一生的轨迹。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仍处在被大众诟病的风口浪尖。
噩梦般的记忆
时间回到一年多以前，2009年7月21日。
这一天的早上7点多，湖北省气象局下属武汉市防雷中心职工邱小卫，接到单位同事的电话：“国家信访局的领导找你谈话，你今天早上一定要赶到办公室去”。
噩梦就此开始
在位于汉口胜利街的办公室里，“国家信访局领导”对她进行了一番询问，随后将她带上一辆车。她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等到下车后，她发现自己来到了武汉市优抚医院——一家精神病医院。随即，她想逃走，但所有的挣扎都显得徒劳，5名身强力壮的男护士走过来，把她架进了医院。她意识到，自己要被强制进行精神病治疗了。“我根本没有精神病，以前单位组织的每一次体检，都显示很正常。”邱小卫说。
而邱小卫的妈妈张自然在接受《新周报·周末版》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女儿并没有精神病，只是性格上有些偏执，“她一直没有结婚，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生活在一起。她从小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好，以高分被南昌气象学校录取，但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之后的日子，邱小卫发现，那位“国家信访局领导”原来就是这家医院的医生，自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圈套。她被强行打针、喂药，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渐渐地，她发现自己的月经长期不来，肚子巨疼却经常拉不出大便，要蹲上几个小时用手指抠才能勉强排出一点，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了。
“我偷偷地把衣架拿回病房，想用衣架里的铁丝划破我的手腕，也想过把背心挂在厕所中的龙头上，把脖子放上去死掉。”封闭的环境萌发了她死的愿望。
反映问题被殴打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前，邱小卫因为工资福利待遇不公的问题，多次向当时是武汉市气象局副局长的汪金福反映，并要求解决。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演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发生了让邱后来不断上访的两次打人事件：
2003年8月上旬，邱小卫到办公室因工作的事恳求汪金福，受到汪金福下属的拉扯和掌掴，汪虽没动手，但在旁边不予阻止；
2004年2月4日，为被扣发2003年下半年奖金和工作问题，邱小卫登门找汪金福。而之前打电话不接、约谈不赴，其办公室也进不去。这次，打邱小卫的有汪金福本人及其家人。“打人时有很多人围观，除了有身体上的伤害，还有精神上的屈辱。”邱小卫说。
此后，她多次到武汉市、湖北省和北京上访。
时隔数月，湖北省气象局组织专人调查打人事件，但对邱小卫的口头回复是“没有证明人，此事不能处理……”
优抚医院给出的病历显示，邱小卫入院时“思维粘滞，诡辩，存被害幻想，缺乏内心体验，意志活动减退，生活懒散，不讲究个人卫生，反复上访，偏执”，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邱小卫的病史提供者、时任武汉市防雷中心副主任的何兵在病史中描述：邱小卫工作能力下降明显，与来往单位亦不能保持合作关系，怀疑单位领导、同事全都欺负她，经常因为要求未满足，深夜骚扰领导，若领导不满足她即上访。
而邱小卫则认为，自己恰恰是因为工作能力强才会被原来的单位调到一些核心部门，因为单位的工资福利分配不公，她在反映和要求过程中遭受殴打，被逼采取了上访的形式，多年上访给单位和领导造成了压力。
10月20日，记者电话采访汪金福，他对打人事件、邱小卫被精神病院收治等问题一律称“不知道”。
“目测诊断”
优抚医院院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武汉市气象局的几个人和优抚医院的医生将邱小卫送到医院，而精神病相关法规规定，只有监护人和近亲属才有权送治精神病人。对此，记者向何兵和张自然进行了求证。
何兵说，当时张自然写了一份申请书，委托武汉市气象局将其女儿邱小卫送至精神病院治疗，连优抚医院都是张自然主动联系的。张自然则向记者表示，她虽然在申请书上签了字，但并不是出于自愿——何兵对她说，如果不签字就开除邱小卫。她不愿女儿失去工作，而且单位承诺担负除医保以外的所有的医疗费用。
张自然表示，在知道女儿在精神病院的遭遇后，她曾多次跟医院交涉，希望尽早接女儿出院，但医院以“谁送来谁接走”为由不让其出院，“医院想要赚取单位支付的医疗费用而不放人。”张自然说，因为自己态度坚决，“如果邱小卫不来月经、眼睛看不清、拉不出屎引起任何后果，你们都愿意负责任的话，就给我写个保证书，不愿意的话就让她出院。”最终，医院才让邱小卫出院，但是将治疗时间由原来说好的一个疗程(3个月)延长至12月4日。
而何兵却有另一种说法：不让邱小卫出院的人是张自然，张自然出现这样反复的行为是因为她的矛盾心理——她一方面希望女儿能得到治疗，另一方面又怕女儿在精神病院受苦。
邱小卫在入院之前，是不是确实先被诊断有精神病？何兵告诉记者，他们曾先请医生对邱进行了 “目测诊断”(即为2009年7月21日的询问)，发现她确实有精神病。
不合法的行规
从去年7月到现在，邱小卫的这段遭遇给她的生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前的我能歌善舞，写得一手好文章，虽然外表不漂亮，但有人格魅力，很受领导喜欢。”邱小卫说，许多同事一定没想到她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邱小卫身体发胖、月经不调、视力减弱、记忆力减退……最明显的是，每次步行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保安都会拦住她盘查，理由是她神情异常，而以前从未发生这样的事。她认为，一个陌生人都能看出她前后的变化，尊严受到极大的摧残，而这一切都是被强制住院造成的。
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对疑似病人进行 “目测诊断”之后强行收治，这种做法合不合法？
深圳律师黄雪涛表示，在国内的精神病行业里，确实有这样的“行规”：疑似病人在被介绍病史后，医院可以强行将其带回医院检查，有病则住院治疗，没病也要住院观察。也就是说，像邱小卫这样的人，一旦被强行入院就必住院无疑了。
黄雪涛说，按照国际的标准，任何一个成年的人都有医疗的自我决定权，即使是精神病人。只有在威胁自己或者他人生命的情形下，精神病人才能被强行收治。尤其是一个人没有经法院认定为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均不得随意为其指定监护人，借此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医院的这种做法虽然是他们的‘行规’，但却是与现行的《宪法》《刑法》《民法》当中有关人身自由的法律规范相冲突的。”她说。
黄雪涛认为，此次治疗对邱小卫来说是伤害大于疗效，即使是为了治病，若治病本身带来的伤害大于疾病，那么治疗本身就要受到质疑。
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今年10月10日，深圳律师黄雪涛牵头并执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下称报告)发布，该报告揭示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现存缺陷，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报告称我国精神病收治乱局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做“纯粹的医疗行为”，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这使得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成为可能。
报告发现，大量不该收治而收治的案例显示，送治人与本属正常人的被送治人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获利，而医疗机构也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黄雪涛表示，精神病行业的标准被默许的行规无限扩大，到令人恐惧的地步。某个行业不应该仅仅依靠行规行事，有病没病应该拿出来大家讨论，制定出一个公共标准。她表示，他们写报告的原因之一也是想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只有社会的声音才能抗衡一个行业的话语权。
报告指出，确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诉权或是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问题的关键。对此，黄雪涛希望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精神病患者能够有权指定律师对抗监护人。即提供一个平台，让精神病患者有说话的机会，有病没病谁是谁非，交给法官来裁定。对于这类案件，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地方力量介入，及时地干预和阻断被强制收治的行为，保障被收治人的人身自由。
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仁兵表示，邱小卫的案件很恶劣，但这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