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山下乡被毛泽东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没有人能公开陈诉知青的苦难；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学化的形式对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经历进行了心酸的描述，给予上山下乡运动以辛辣的批判.
进入1990年代，对知青一代人经历的理解走向了学术化，但却是诠释的歧异化。刘小萌在其关於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司养眼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对农民有著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他们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显然这一关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时代，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上过山下过乡，还因为他们在改革年代都有著相同的艰难遭遇，而审视改革中的遭遇反过来更能加深对他们上山下乡苦难的理解。
为什么这一代人会率先下岗？为什么他们在下岗后难以再谋一正当职业？为什么他们难以应对改革的变动？为什么他们难以从改革的政策受益？
没有下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中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毛泽东革命到邓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59年出生於城镇、并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群体。
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
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文革也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的运动使这一代人不仅在学校批斗自己的老师，并且还走上社会参加串连、抄家、夺权和武斗。
尽管有不少人没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能加入红卫兵，但他们并未能躲开红卫兵运动的时尚、语言、音乐、文化、甚至歧视与迫害。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文革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
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国牺牲的刘胡兰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锋、民族大义的文天祥都曾是这代人课本里的榜样。榜样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还有一些传统的忠孝仁义。
（看中国编者注:此为中共当年灌输给他们的这一套“革命理想”，是中共洗脑的东西，不包括传统的忠孝仁义。）
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大於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於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即便改革已改换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文革经历。当文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历。
从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来说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於"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中国1958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
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
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虽有蔡立坚那样去杜家山当新社员的榜样和北京红卫兵曲折等去内蒙与牧民相结合的前驱，但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却是毛泽东的旨意。
毛有让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扫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
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村，不啻於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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