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有人说成是三年大饥荒）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死亡的人数民间统计自3500万至5000万人不等,但官方却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对机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在官方的记载中却语焉不详,而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海外学者最新报告 “三年自然灾害”是中共体制造成
一份由澳洲国立大学的Xin meng、耶鲁大学的Nancy qian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Pierre yared共同发行的论文于2010年9月于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第16361文件（NBER WORKING PAPER 16361: http://papers.nber.org/papers/w16361）中指出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系因中共体制造成的。
文章上来就是两个数据：1）1959年，粮食产量是维持当时人口粮食消费底线的三倍；2）人均产粮越高的省份死亡率越高。如果这两件事是真的，那“自然灾害”是饥荒主因的解释无论如何不可能成立，只可能是粮食分配机制出了问题。这篇论文的论点也正在于此：僵化的分配制度不能随产能冲击而调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单次饥荒死亡人数之冠。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中共大量输出粮食并对外援助
英国籍华裔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国政府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她也指出，中共出口粮食为的是换回外汇搞原子弹以争霸全球。
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政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除了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外也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畿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畿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持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上级有令“饿死人也不准开仓”
张戎更指出，让人惊愕的是1958、1959两年当饥荒发生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曾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但上级有命令“水果即使成吨的烂掉，饿死人也不准开仓。”
在杂交水稻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院士袁隆平先生于2010年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自己是过来人和见证人，道路旁许多饿死的尸体，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饿死四五千万人是真，但绝对和干旱没关系，也不是因为缺粮，而是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收进所谓的粮库里了，发生大饥荒后又不肯开仓赈灾，大批灾民就饿死在堆满粮食的粮库外面。”
回顾过去，面对粮食紧张问题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同样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则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得。”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政府政策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共对人民的态度。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直至今日仍不透露真正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或许有人会说，这些是过去了的事情，政府的态度早已有所转变。但今年西南五省遭遇百年大旱，据官方报导,受灾人数达6000万，经济损失 200多亿，而政府只拨了1.55亿元救灾，但同样于今年举行的上海世博会却耗资了4000亿人民币。那么，政府对人民的态度真的改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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