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关系，成了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病。最近，来自北大和清华的两名海归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披露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不公，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成就。有学者指出，在中共体制和畸形意识形态下，中国科学界正在演变成生意场，科研成为很多人追逐名利的工具，而不是探索自然界规律或解决国计民生的途径。
施一公和饶毅两人分别来自北大和清华的生命科学研究院，而且都是不久前从美国回国的学者。他们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联名发表社论，披露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机制不公。
文章说，主要科研基金经费高达几千万到几亿元人民币。每年颁布的基金申请指南表面上说是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然而实际上，由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常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让每个申请人都心知肚明：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文章提到，基金数量较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可能相对比较公正，能注意考察科研质量优劣。
然而，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须寅透露，自然科学基金仍然逃不过公关二字。他表示，曾经听到过清华大学某院长的抱怨。
须寅：“我听这个院长说过，清华园申请自然基金是很多的一个单位，可是近两年清华以外的高校，他们获得的自然基金数超过了清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和基金会的评委搞公关。那他们获得的自然基金项目自然就增加了。
须寅指出，在中国“有硬关系”是获得科研经费和“出成绩”的保证。而“政策”的受益者往往是政策制定者自己，这样就导致了各高校千方百计要把本单位的人安排到基金委去抢一杯羹。
施一公和饶毅的文章还提到一种现象，就是有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费了过多精力去拉关系，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做研究和培养学生。
须寅认为，究其根源是中共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在中共虚假风气盛行和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环境下，科研人员不能作真正的科学探讨，得到的所谓科研结果其实是造假。
须寅：科研人员在这种体制下，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是不能作出真正的科研项目，做出真正的科学探讨，和真正做到科学前沿上。那么又为了在这个行业生存，在科研领域生存，那么他必然要走这条路，就是造假。」
施一公和饶毅的文章呼吁，中国要回到基于学术质量的优劣来分配所有科研经费的起点。但是他们也指出：科研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那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研究人员，因为害怕未来可能会失去获得经费的机会，而选择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