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批反右运动研究者，锲而不舍地努力，不让流过的泪白流，不让淌过的血白淌，一套《五七右派列传》记录了许多罕见的资料和感人的故事。令人敬佩。
五十三年了，五十五万余名右派飘零凋谢，最年轻的学生右派也已成了“白头宫女”。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莫非就以“改正”结案了？可以随风飘去了？右派冤魂当然说不！“右”属也在说不！还活着的右派更不会不说“不”！另一方面，对大陆青年来说，“反右派运动”已是“天宝遗事”。因此，为了当年无法申诉的冤屈，不让流过的泪白流，不让淌过的血白淌，第一步就是必须记录下史实，凝固个人经历为集体记忆，让必将到来的“最后审判”捏有一份份最可靠的诉状。一位老右说得好：“留给后代除了黄金白银，还应当有白纸黑字。”
为右派立传留史，意义虽巨，却是一项繁浩琐碎的大工程。香港依赖独特的人文环境，有许多方便之处。据悉，中大的中国研究中心对右派原始资料的收集已有多年，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香港有一批民间研究者，如武宜山（凌文秀）、申渊（陈愉林）先生等。他们辛苦支撑令人感佩。
近年，当年北外学生右派申渊先生耗时七年推出四卷本《五七右派列传》，为右派立碑。四百余篇列传，涉及一千三百一十八名右派（含少数中右），是迄今为止收集面最广的“右派列传”。重点介绍各路右派的划右原由及受迫害经历。笔者近十年一直关注右派研究，这套列传仍不断突破我对反右荒谬度的认识底线。
反右重要数据触目惊心
从《列传》中，可拣扫出下列重要数字：
十三级以上高干右派二八五人，其中省部级百余人，三十九个为“右派反党集团”。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请刘绍棠至家说：“你的右派划错了，团中央的右派统统划错了。百分之百的扩大化。现在一个不留，一律改正。当年是迫于毛主席的威望，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办法。我是想保护你们过关的。但没有保护下来，否则我自己也会当右派。”
从列传可以整理出一份统计表（如图），这当然是全国很少的一部分。大学方面，北大划右六九九名（其中学生五八九人），中右八百名，其时北大师生总数一万零三百八十八人，比例达 。物理系学生共一百六十余人，划出六十名学生右派。哈军工抓右一五七人，其中极右二十名，教师三十六名，讲师以上高知十四名。上海十二个区县的中小学、幼教、中专、技校揪出右派教师达八千余人，分别送往新疆、青海、苏北、安徽、北大荒、夹边沟等劳教，相当一部分客死他乡，尸骨无存。
民主党派划右九千余名，其中民盟五千一百七十三人，占盟员总数百分之十五点六。全军划右二万余，空军技术含量最高，右派也最多。反右期间，大批基督教徒划右，其中被判刑二千二百三十余人。
“最年轻右派”一直似属二十一岁的作家刘绍棠，后滑至雅安十九岁学生右派李天德，再滑至一位十七岁川籍右派。此后，又有十六岁北京冶金中专生佟信顺，云南昭通十五岁学生右派李曰垓。没想到《列传》再破记录，“桂冠”属于十二岁的“右童”张克锦，四川达县一位五年级小学生。张克锦为画童，为邻居的大字报配了一幅漫画，邻居划右，跳桥自杀，画童经领导认定，冠以“右童分子”。一九五八年送狱七年。一九七九年“改正通知书”送交他读书的那所小学。
中共名谍刘时平、郭汝槐沦为右派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之夜的“沈崇事件”，竟有可能是“假冒产品”。当年，两名美兵当街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引发全国大规模反美运动。《列传》披露：不仅首报新闻的记者刘时平乃中共地下党员，主角沈崇亦是中共地下党员，奉命色诱美兵，施行“苦肉计”。更黑色幽默的是：立有大功的刘时平一九五五年被“肃反”，五七年划右，开除党籍，十三级降至十七级，发配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教。沈崇小姐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承认未遭美军强奸，当年的“指控”乃是“为了党的事业”。
一九二八年入党的留日博士彭康（四级干部，左联名士），一九六八年被自己亲手迎创的政权活活斗死。一九八一年杜聿明病重，中共谍界后三杰之首的郭汝槐（国府国防部作战厅长，后为反水中将军长、兵团司令）去看他，杜聿明抓住郭的手：“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徐蚌会战时，杜已疑郭，曾当面责问：“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你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的包围圈里赶！”面对杜聿明的“最后质问”，这位特别党员死守秘密，只说自己与杜“不同政见”。就是这位被周恩来誉为“可抵十万雄兵”的名谍郭汝槐，“反正”不仅只得校级军衔，竟也被划革命的敌人｜｜右派！大陆媒体近年虽然热炒郭的卧底（算是彻底解密），但对郭被划右这一“历史污点”，却予删隐“淡化”。
还有一些因“淡化”而在一般人知闻以外的重要右派与中右：后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当代神农袁隆平，都是差点戴右的“中右”！东京大审判法官梅汝璈法官、越剧皇后姚水娟、相声演员马三立、著名影星项（《南征北战》张军长）、郭允泰（《智取华山》侦察排长）居然都是右派！
许多令人心碎的凄凉故事
俞颂华、俞彪文、俞梅荪祖孙三代走出意味深长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型。一九二○年十月，留日留德生俞颂华（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七）以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特派员身分带译员瞿秋白同车赴俄采访。俞乃第一位驻外记者，最早将马列主义输华的中国知识份子。国共分裂后，瞿秋白一度曾秘住俞家。一九三七年初，俞颂华又是最早采访延安的国统区报人，《申报》连载其延安见闻。其子俞彪文（一九二六至五七），毕业东吴大学与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任职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一九四九年拒绝赴台，赴邀出席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因划右不堪凌辱跳楼。其孙俞颂荪因父亲右派从小遭欺凌，备受屈辱，十七岁三次自杀被救，患严重精神抑郁症，长期入住上海精神病院。长孙俞梅荪一九八四年毕业北大法律系，如今则在为送走其祖迎来的马列主义艰难奋斗，成为著名维权人士（被监控）。
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十八军独立支队司令兼政委范明少将略通医术，治愈一些领导人及家属的小疾。一次，毛泽东召见他：“限你在十年内给我把癌症拿下来，你看怎么样？”当范明表示非科班出身，毛说：“什么科班不科班，盘尼西林不是染布工人在染布大缸里捡了一块大青蓝发明的？”毛泽东如此看重的这位范明少将，竟也划右，株连六百多人。
《列传》也是血泪凝结的一纸“诉状”。有不少感人故事。如水产部高级工程师梁其昌划右后，因饥饿逃出地狱般的劳改农场去会妻，妻子为他做了一顿饭，一边抹泪一边暗中揭发他的逃跑；梁被抓回后，上了八个月的背铐与十八斤重的脚镣，吃饭穿衣大小便都得靠同囚帮助。
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决不会想到：反右运动还未结束，还在“进行到底”，只是这股推进之源来自“反作用力”，五十五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右派及其后代，熬过红色恐怖的严冬，向他们讨要倒帐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