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向全世界的富豪倡议捐献财富的时候，中国一些富豪们却在酝酿着如何移民。
今年4月，《2010胡润财富报告》发布信息称，按照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些富豪中已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可以想见，富豪移民带出国境的财富不可小觑。
富豪移民，究竟是在“企业家原罪”语境下的“出逃”行为，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资本的自由流动现象?他们内心在寻求什么?富豪移民究竟尴尬了谁?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还原所谓“移民潮”的风口浪尖中，富豪的内心挣扎和无奈。
投资回报不匹配
8月6日，上海华亭宾馆。
当记者见到邝云的时候，他正忙着收拾行李和办理各种手续，暑假即将结束，他还要带妻子和女儿回到加拿大。
邝云在上海经营进出口贸易公司，去年拿到了加拿大的枫叶卡(永久居住权)，资产过了千万元人民币，典型的精英人士。可至今，邝云的父母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移民。
为何选择移民? 按照邝云的说法，是因为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太高，投资回报不匹配，而移民国外，“投资和收益”是看得到的。邝云选择移民加拿大，主要是生意上的考虑和对于加拿大的了解。“我身边的朋友选择投资移民，更多的是美国。”邝云对记者说。
邝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美国的投资移民只需要50万美元，人民币现在还有升值的空间，全部核算下来不超过400万元人民币，400万元就可以在美国买一套大房子得到全家的绿卡。但同样的钱，在北京、上海连套像样的房子都买不到。
事实上，很多精英人士选择投资移民，受国内高房价的影响很大。目前上海的商品房均价已突破2万元/平方米，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至少需要 300万元人民币。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未来子女上学还要花上一大笔钱用于择校。而自己的辛苦打拼除了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还要考虑未来自己的养老、医疗……但是同样数目的投资，在西方国家则会生活得很从容，何乐而不为?
以加拿大为例，该国实行全民医保制度，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每月政府会给予800~1000加元的养老补助，生孩子会有200加元的补助。“在那里生活，完全不用担心养老、看病等问题。”邝云说。
此外邝云准备让他的孩子从小就在加拿大长大，接受西方的教育，“不会像中国的孩子那么累”。不过在家，邝云和妻子都和孩子说中文，教他识、写汉字，读一些唐诗。“等孩子到了18岁，让他自己选择国籍吧，我们做父母的不干涉。”
除了让子女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外，邝云选择移民的更深层次原因也包括对于财富不安全感的增加。
“国内现在不少人有很强的仇富心态，将高房价、平均工资数额‘被增长’等因素都归结于富人的原罪。但我们获得财富背后的付出，他们却并不关心。”邝云说。
老刘的选择
“很早就有这种想法，只是一直未付诸实践。”身为浙江一家民营企业老总的刘建早就想到国外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刘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下海潮中的一员。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波一家国有企业担任车间组长。1989年，在发财致富梦的指引下，他辞职下海，从一家五金小店开始创业。
与大多数江浙企业家一样，在经过多年的打拼之后，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累积和增长，刘建成为了开好车、住别墅、令周围人们羡慕的“富豪”。尽管在国内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但在商业战场上经营多年的刘建，厌倦了国内的社会环境，用他的话说，“很想出去”。
2008年4月，刘建开始办理移民。一年后全家三口都拿到了签证，随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定居下来，墨尔本也是中国移民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
今年初，刘建在当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着与国内公司相同的业务。像这样的移民方式被称为投资移民或商业移民，刘建是目前众多投资移民中的一个。
已经移民出国的他，并不长期在国外生活，大多数时候是一半时间在国内打理业务，一半才去国外陪家人，平时只留太太和孩子在那边居住。
“我12岁的女儿在那边上小学五年级，平时学校会要求她们自己动手做面包、蛋糕给父母吃，甚至还做些小工艺品如陶瓷。”说到自己的女儿，刘建称，让他决定移民澳大利亚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给子女一个好的教育环境。
“我希望孩子在那儿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而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学习心理有点畸形，只知道一味的读死书，读了那么多书，并没有多大用。”刘建说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受教育的模式。
“移民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只要你有这种想法，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经济基础，就可以申请。” 刘建说。
与刘建一样，目前许多已移民的富豪大多数时间身在国内经营自己的公司，为了出入境方便，他们都还保留中国国籍。
近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是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而像刘建这样移民出国的中国富豪和知识精英也越来越多，成为移民潮中的主力军。
纽约的空气让人年轻
50出头的周先生是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当他穿着运动背心、短裤，背着背囊、戴着太阳镜出现在你面前时，让你无法和几个月前一副西装革履的中年商界成功人士形象联系在一起。可眼前的人分明就是个健壮的年轻小伙，健康的肤色洋溢着动感，灿烂的笑容似乎把整个纽约海岸的阳光都带进了办公室。
周先生的哥哥已在纽约定居多年，平时打电话回国时，总跟他提纽约有如何的好。空气好，干净，没污染，福利好，生活舒适。
听多了，周先生也确实动心。于是他的哥哥为他找了一家中介公司为他办理投资移民。之后通过精心挑选和评估，周先生选定了纽约市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开发项目。
此投资项目与纽约市和州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紧密吻合，也是纽约市长Michael R. Bloomberg 先生为全市增加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介公司针对周先生的具体情况，为他准备了一份周密的移民资料。半年后，签证顺利获批。
周先生到纽约后，终于有时间充分感受他哥哥提到的纽约各种各样的好处。
“纽约是全世界最现代而张扬的城市，有时却又让人感到古老而深沉，走在华尔街上会听到钟声从有两百年历史的教堂传出。正如那句话所说的，如果你爱他，送他去纽约吧，那里是天堂”。
这就是周先生对记者描绘的他在纽约的生活。 “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企业家是“大客户”
如果说精英们或通过留学移民，或申请技术移民，那么在苏州，还有越来越多的经商成功人士，在通过移民中介申请投资移民。短短几年间，苏州具备资质的移民公司从3家发展到10多家，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而他们的客户大多都是企业家。
在苏州工业园区，赵强经营着一家移民中介公司，他在苏州乐园附近还有一个分店。他告诉记者，从1996年从事这一行至今，经手办理的移民客已在1000人以上。
“每年都要接待不少办理投资移民的富豪，在接触的客户中，大多数‘有钱人’，一般长期居住国内打点生意，偶尔出国居住一段时间。这些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在苏州打拼起来的，而且一般到发家时已经人到中年了，他们既不会英语，也不可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环境。”赵强说。这些客户无一例外都会问，哪个国家最好办?哪个国家没有语言要求，也不用去坐“移民监”?
赵强坦言，对他们来说，钱不是问题，他们最希望的是把费用交给移民中介以后，越省心越好。比如一度以地域辽阔、风景优美颇受国内人关注的新西兰，因为对投资移民有较高的英语能力要求，因此并不受富豪们的欢迎。“你让这些企业家去考雅思，怎么可能呢?”而办理时间短、税收政策宽的新加坡就很受他们关注。
现在，很多国家都意识到中国富豪的实力，非常愿意吸引国内的商业精英前去投资。加拿大最近刚刚调高了投资移民的门槛，移民投资金额由40万加元增至80万加元,申请人家庭总资产要求也从80万加元倍增至160万加元。
然而有投资移民念头的苏州富豪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对这些人来说，80万加元和160万加元的差别并不大。
“黑土”流失的尴尬
近日，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对东北黑土流失的担心，突然想到，近年中国大量富豪和精英的移民，不也是一种“黑土”的流失吗?
一边是对中国富人“一富就跑”的追问，另一边不少人开始担心社会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深究移民背后的根源，有人将其归结为制度、法律以及人人敬畏的公权力。
由于掌握着国内大量资源和财富，富豪移民所引发的财富和人才流失之忧，更将富豪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之中，甚至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因为富裕，让富人有游离于制度之外的可能;有移民国外做后路，富人就有可能会为攫利而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自己伤害的只是“别人的国家”;而移民国外之后，富人非但无损在国内攫利反而还有外宾优惠，又何乐而不为?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从众暗示作用的恶性循环。
在担心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富裕阶层，在国内生活无忧，却为什么选择集体“逃离”他国?富豪移民现象涌动的背后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在富豪移民的所有理由中，与邝云、刘建一样，大多数富豪都将子女教育问题作为移民的第一原因。
更有分析认为，中国富豪的公众形象向来不佳，“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更一度成为富豪的代名词。黄光裕案件再一次将“企业家原罪”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公众多相信，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富豪们对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忧也是促使他们纷纷选择“外逃”的理由之一。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公众随时可以挥向富豪们的道德舆论大棒，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中国富豪们的头上。在多数受访者中，担心被“均富”和缺乏社会安全感，是他们内心绷紧的一根弦。
在富豪们担心不安全、仇富心理和教育制度的时候，也反映了国内社会的种种不和谐，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生活安全感的缺失。
尴尬的不只是富豪，更令人尴尬的是，中国富豪们可以荣登福布斯富豪榜，却在故乡找不到适合自己扎根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