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房地产市场进入注册对产业常态调控的阶段。自2003年之后，每年政府都出台了动态的调控文件，不断的从地根、银根上对市场形成挤压，但就是没有住宅或市场长期规划与预期的立法。没有立法就没有对公权力的限制，政府就可以随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出台临时措施。
2010年以来，共出台了国家与部委的政策调控文件17份,平均每个月3份多。并且是从国十一条的稳定发展变成了国十条的遏制价格。各种文件中：
国务院的文件3份(1月的国十一条、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4月的国十条)；
国土部门的4份；
住建部联合其他部门的5份；
税务部门的2份；
银监部门的2份；
证监部门的1份。
各种文件涉及到政策的稳定到遏制、土地的供给、税收、信贷、上市融资、保障性、住房等多项变化，并引发了市场中的各种猜测，仅谣言的辟谣就多达7次之多(加上各种其他因素，谣言与辟谣超过了20次)。政策文件的多发多变无奈的让企业与市场中的消费者不得不在无数次的政策的变动中调整自己的战略与策略。
而地方政府的文件在国家文件的变化之后不断修正，根据地区性差异而千奇百怪、有紧有松。进北京就出台了5-6份新规,也导致市场大起大落,不但住宅一手市场发生了变化，也引发了租赁市场的变化。
中国人在计划经济的培育中形成的劣根正在于对政府的依赖性。政府也早已习惯担当父母官的角色，历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之后的今天，总习惯于替人民当家作主，也总是认为人民欢迎政府替他们当家作主。这种上下公有的劣根性就促成了今天政府合理合法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市场进行瞎指挥的局面。
但从改革三十年的情况看，最成功的不是政府直接管理而产生的效率，而是政府在开放中放弃直接干预和管理，只用立法与建立市场规则的方法开放市场的领域。
第一次的开放是政府放弃了用集体的、公社、大队的直接管理方式，也允许农民进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改革。这一改革首先解决了全国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逐步解决了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为什么强大的人民公社、三级管理会让农民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而放开不管之后反而吃饱穿暖了呢？因为政府不是神仙、市场也不是政府应管的事，只要政策对头，市场自然会调动劳动生产力的积极性而调节生产的能力，并让投资人获取更高的收益。应该说中国改革的成功首先于解放了广大中国农村的生产力。
第二次的改革开放是政府放弃了对城镇中小企业的直接限制于管理，允许在城镇中的中小企业套用农村的承包制，解放了大量的非资源、垄断性企业的生产力。这种大规模的简政放权是逐步放弃商品计划管理的前提，因此逐步改善了商品供给的短缺性波动，让计划管理的商品品种不是增加二十越来越少了，并且逐步实现了取消票证供给的约束，实现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和过剩中的价格下降以及对落后产品的淘汰。如今天市场中几乎已看不到当年凭票供给的肥皂了。
其中这个放权中很重要的是放开了对非经济的管制，首先是允许了个体经济的存在、打破了国家与集体一统天下的就业安排，让人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就业与创业的方式投入于经济活动。这个放充分证明的是国家与政府靠管靠包是既管不了又包不下来的，而放更从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到一百人雇工和无限制的雇工的过渡，变成了党的文件中的毫不动摇。可见对生产力的解放不是来自于管制，而是来自于放开。
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大炼钢铁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钢铁生产问题，而取消了冶金部等各种对钢铁等生产的政府管制之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钢国。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纺织业没有在多个部委的管理与政府多个棉纺、纺织的工厂大量投入中解决中国人的穿的问题。但是没有了这些管制之后，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生产国，不但满足了国内的需求也提供了大量的出口，更提供了大量的过剩产能，让政府不得不去削减与压锭。同样的例子还在工业、矿产、汽车、机床、建材、民航等等所有取消政府的管制的领域中重现着生产力被释放的巨大成功。曾被称为市长第一要务的米袋子、菜篮子的问题并不是在政府加大投入后解决了，反而是政府不再管制的条件下解决了。每个城市市长必须优先解决种菜问题的错误战略，早就被异地的蔬菜基地外送而打破了。这也证明，政府管制的能力有限，各自为政也破坏了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与互补，政府既不是全能的，更不是万能的，尤其不是都正确的。
反之，我们再看看有政府管制的领域会如何呢？我国的粮食种植开放了，于是生产上去了、丰收了，但粮食的价格却无法稳定，因为没有放开收储与流通的领域。我国的煤炭生产放开管制之后生产上去了；加强管理之后形成了巨大的国进民退，生产反而下去了价格上去了。我国的银行业被垄断、证券市场靠审批，结果都无法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可见非公共事业的生产性领域中，凡是政府放开的都是发展和成功的，凡是政府试图靠非市场化的政府管制的方法来强制干预或直接管理的都是发展缓慢、发展畸形，或说几乎是失败的。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开放程度更高的自由相对管制与约束下的审批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相比之下，政府管制和期待于靠政府管制来发展经济型事业或市场的想法都必然是失败的，结果是最差的。
市场经济并非全能，放开的市场也会有其失误，如产能过剩的问题、恶性竞争的问题、价格波动的问题等，都会让消费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让市场出现资源的浪费和淘汰。但这靠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是可以解决的，无非是要有一个时间和周期。但我们的政府与民众似乎从来就不承认这个周期，也不想看到这个周期，而只希望市场永远只开放其笑脸的一面。但靠政府的调控与干预就能解决这些市场中也会犯的错误吗？
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吧。1998年的房改市场化成为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由于政府并未像其他产业的生产一样放开土地—— 既生产原料的市场化供给，因此房地产自2003年之后，每年政府都试图用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出重拳、出组合拳来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处不在的“监管”，并严防死守价格关。但结果却是不但没有促进生产供给的平衡，不但没有靠供给来保持价格的平衡，也没有像其他放开的商品自行从计划走向了市场，让收入与价格更趋于合理，没有获得民众的赞扬。
毛病并不是出在市场上，而是出在政府的管制上。一是出在对土地的管制；一是出在对资金的管制；一是出在对价格的管制。最大的问题更在于政府将最大工作经历没有集中于政府应承担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而是将主要经历放在了从市场中捞取最大的利益并试图靠管制而限制价格。因而是跳舞总也踩不到音乐的点上，处于保经济增长、获取土地财政、防民生民怨的房价多种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难以协调的困境中。
过去常用的一个词是政府的错位，恰恰是指政府没有当仁不让的干好自己应负担的保障的事，反而总在指手画脚的干市场该干的事，又怎想让市场区承担政府应承担的保障责任。于是因错位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又迫使政府不得不用加强管制和行政干预的方式来抹平与掩盖因错位而产生的错误。
没有人反对政府对市场应进行有效的约束与监管，但这要用法律与规则来约束与监管，而不是不断的用行政的审批、行政的约束来直接指挥，尤其是将公权利介入于私产的分配之中。
本来保障是公权利对税收或公有财富二次转移的再分配权利，而市场中的一次分配则要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不是二次再分配的转移支付，自然也就不是公权利的专有功能。当政府预先收取了出让金之后，在用权力对市场施加压力，让市场承担风险本就不是一种合理的做法。而再次公权利应承担的保障性责任或社会公平的责任向市场转移，让市场承担所谓小户型、低价位的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并接触或减轻政府公权利的法定责任，自然只能激发社会的不满。
很多人疑问为什么整个社会对中国的房地产业有着极度的不满，其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政府无法将二次分配应承担的教育、医疗、低保补贴等责任向市场转移，也无法从教育、医疗中获取利润分配，而只能支出并不断加大支出。虽连续多年未达到教育法的规定增长比例，但并不会发生责任的转移，因此社会无法将教育与医疗的责任向学校与医院转移。
但房地产业则形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公权利应提供保障与帮助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市场的部分(商品化的)。而市场这部分中又形成了三层的利益冲突：一是政府的土地收入政府希望价高者得、收入越多越好；二是开发商的利益达不到的一定利润标准会减少投资或者提高价格，力争有更多的利润，更希望低地价、高房价、高盈利；三是消费者利益，购买前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而购买后希望价格越涨越好。而政府却希望高地价但低房价，用公权利加大政府的收益且限制投资者的收益，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市场却并不会沿着公权利所划出道道委曲求全，于是整个社会就在公权利的扭曲作用下，将社会保障不力的责任转移给了市场。
高度集中管制中的结果并没有给市场用自由增加供给以调节价格的机会，反而十年九变的调控反而让价格在上上下下中处于一个更高的水平，永远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平台了。尤其是土地的价格在数年的调控中成倍的增长之后，更是水涨船高支撑着房价上。进一步加强管制与约束的条件，并不会改善土地价格的上涨趋势，更不可能让房价在土地价格的上升中可持续的下降。市场在土地约束之下无法形成有效的产品竞争时，靠行政管制并不会改变市场的长期预期，只不过是在加高堤坝而增加库容，加大溃堤的风险。
今年以来号称中国历上最严厉的、最精准的调控政策确实遏制了部分城市的价格上涨，但管制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造成的整体销售下降则并不都与价格相关。管制与干预队改善性需求的伤害和对几代人消费观念的改变将会是一个更为长期的矛盾后移，为今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留下了更多的隐患。
靠放松而发展的改革与用管制而造成的危害对比是明显的，公权责任与市场责任的分工也是明确的。但如果处理好建立市场规则并放开直接管制与完善保障责任之间的关系，则是政府执政能力与市场经济机制建立能力的考验。
但愿历史改革的经验教训能让中国的改革更上一层楼，让市场能有更大的空间展开自己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而用笼子是无法让生产力充分解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