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问题首先在于工人权利、农民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包括农民工落户权是否得到保障。工人权利得到的保障越多、农村经济自由度提高得越多，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农民工待遇会更好，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
第一，在30年前中国人缺饭吃、产能严重短缺的时候，老百姓或许不得不接受低人权、低劳动收入，让经济靠投资扩大产能、靠出口制造优势快速发展。但是，今天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企业，只会让民间劳动收入继续相对下降，使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促使产能过剩局面恶化。还给工人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比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改革之一。
第二，继续通过城乡身份差别、户口制度等降低农民工的议价地位并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意味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第三，从长远看，基于城乡身份差别、户口制度等低人权安排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动力。就像笔者在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的，因为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组装设备，他们宁可用工人站在生产流水线旁安装，而不会去在自动化技术上下工夫。当苦劳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时候，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
第四，提升工人权利必然使制造业劳动收入增加，短期内或许抑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我们不能只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增长前景。更何况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空间远高于制造业。
实际上，不管愿意与否，劳动收入因权利受限或受禁而难以增长更快的局面必须改变，如果不主动改，劳工事件、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也会逼着我们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