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陪同德国总理访问西安期间，与一些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家举行了座谈。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次座谈会是一个改善自己形像的好机会，没料想它却变成了一个公关灾难。通常，在华的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的老总们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官场的“面子文化”，在公开场合一向是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公关举动，通过对高级官员的微笑和奉承来获取幕后商业优惠的。但是这一次德国人居然翻脸，当众抱怨中国的商业环境恶化。
带头向中国总理发出抱怨的是两个知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是化工巨头巴斯夫的的贺斌杰；另一个是电子巨头西门子的罗旭德。罗旭德同时还担任德国亚太商业委员会主席。前者抨击中国对市场准入的限制，逼迫外资企业将技术诀窍转让中国公司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权利。后者指责中国政府在公开招标中歧视外国公司，并在汽车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对外资进行限制。这二位德国企业高管的做法与前不久那个剑桥大学的德国籍学生向温家宝扔鞋抗议异曲同工，都有些让中国总理下不来台。
他们的指控涉及中国政府是否遵守其对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承诺，而且在这些指控背后是日益高涨的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的不满情绪。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有近期的外资流入势头，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些指责进行答复。温家宝一方面耐著性子让火气十足的贺斌杰冷静下来，一面辩解道中国对外资仍然持开放态度，没有歧视外国企业。
当然，温家宝的辩解恐怕很难得到外资企业的认同。例如，中国欧盟商会今年上半年曾经对五百多家欧盟在华企业进行了一次商业信心调查，其中百分之四十的被调查企业表示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信心不足。他们认为包括投资批准程序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内的投资环境已经并且将进一步恶化。有的企业甚至认为他们正在被挤出中国市场。其实发出抱怨的不仅仅是欧盟的企业，在华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也公开表示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心。
客观分析，外资企业之所以感到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与中国的民营企业相比，不少外资企业、尤其是那些能够与各级政府领导人直接接触的跨国公司长期在中国享受著“超国民待遇”。他们有著低所得税、快速批准、不受和少受基层执法人员索贿盘剥等中国民营企业所没有的投资条件。随著中国民营企业的不断抗争，尤其是中国社会有赖于民营企业帮助解决大量的失业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不得不对这种外资企业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进行了调整，随著这些“相对优惠” 的失去，外资企业感到竞争日益强烈。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并不是依靠公正透明的法治体系，各级政府官员具有很大的解释和处置空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亟需外汇和资本来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因此官员们对外资的监管也就相对宽松。随著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随著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这种对外资需求的急切性不断降低。因此，中国官员们对外资的态度也就有了明显的改变。近来在处理与一些外资企业的争执中，中国政府官员们变得 “财大气粗”，对外资企业的监管也就严厉了许多。过去的“法外施恩”和现在的“法外施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资企业的抱怨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生产成本的确在上升，市场环境的确在恶化。长期以来，中国生产一线的工人们的超低廉劳动报酬、超恶劣的工作环境、几乎等于零的社会保障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低廉的人工和环境成本正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状况难以为继，随著工人们抗争意识增强以及中国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可避免的要实现“补偿性调整”。这些外资企业在国际市场面对的是在金融危机中加剧市场竞争，在中国市场面对的是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对高利润行业的垄断，再加上成本上升，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如何能叫他们不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