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中共御用学者在该书封面上的两行介绍文字是﹕ 蒋介石的处世为人经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厚黑经”。是人治时代强权者的权谋之术和处世之道。
点评﹕
第一、何谓国共大战？
在中国人民获得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国人民的“世仇大敌”（蒋介石语）前苏联指挥下，背叛中华民族，颠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武装叛变。共产党称之为共产革命战争，是列宁发动“世界革命以保卫苏俄”的一个部份；中华民国政府则称之为平定共党叛乱即“剿匪”。
在中国人民获得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在共产党，则是一场立即乘机发动的疯狂内战和血腥内战。至今，共产党都一直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华民国政府，则称之为“反共勘乱、捍卫宪政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共党胜而民国败，民主宪政被中共倾覆，中国国土被中共分裂，一个中国变成了 “两个中国”。
此后，中华民国在两蒋时代苦守台湾以待变，并逐步走上经济繁荣和还政于民，民生和民权的发展相得益彰。中国大陆则变成了“马列党族”的国家，而非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陷入和平条件下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于毫无外患内忧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被共产党杀死、逼死、害死、饿死几八千万，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杀死杀伤我同胞的“四倍”，无数知识分子被经年累月地浸泡在“盐水、卤水和血水”之中……（注10）。
这确实是一场“生死搏斗”，是一场“中华民族要生存”与“马列子孙要屠族”的生死搏斗，是一场民主追求和专制复辟的生死搏斗，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国人民，与中共“马列残暴统治”的生死搏斗……。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委实是在有意地将这一“生死搏斗”抽象化、虚无化、无罪化和“没有是非化”了……。这就叫做“公正”吗？
第二、反观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历史尘埃远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发展，中共欺骗正在变招，民族出路正在寻找……。因为，只要历史的大是大非没有弄清楚，现实之路的方向就还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历史造成的苦难之河里沉浮――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无数血债的中国共产党，闭口不谈历史和现实的大是大非，开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其原因，无非是一谈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词穷，而且必然要被历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抛弃，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谈是非，只谈消除恩怨，就能在无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谋略中“化非为是” 或“化是为非”，就能永远地维系共产党在刺刀森严的一言堂上“只准言其是、不准指其非”的专制淫威。如是，历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现实的痛苦也同样得不到解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就只能继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吹嘘和“专制和谐”的欲望之下，在中国马列子孙集团的持续黑暗统治下，永无出头求新之日。
中共御用学者在该书封面上介绍说﹕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有人说“蒋介石是中国诡道集大成者”，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拿破仑”，李宗仁说得更贴切，他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对彼党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准，且是何等地卖力。
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所有文史研究学者们，已经真正地能够获得全面查阅各种资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已经真正地获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么，对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评价，就会真正地走向客观、真实和全面了。
但是，现实的悲剧却是，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人民，非但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甚至连查阅历史资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层层地限制着和剥夺着。太多的资料仍然被中共封锁着，甚至在销毁着和窜改着。只能在美国开放阅读的蒋介石日记，非但绝不容许在中国大陆按照其本来面貌出版，让人民一睹真相，却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学者们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着，扭曲着、侮辱着……。
自蒋介石日记为中共学者“推动”开放，并首先向他们开放以来，短短的三年间，中共的出版界已经出版了数十部煌煌大着，犹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诬蔑和辱骂蒋介石。中共层层文艺界更象是“大跃进”似地，受命拍摄了几百部历史连续剧，“全面侮辱蒋介石，放声歌颂共产党”，并美其名为“我们要用艺术的方式来阐述历史” ，再加上他们在电视剧中着意配合的“诬蔑性旁白”，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达到了他们要对人民，特别是新一代，进行虚假历史之“再教育”的罪恶目的。面对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民间对蒋介石进行勇敢反思和艰难反思的巨大成就，中共学者们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蒋介石”，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受命要“艺术地窜改现代史”，着实“成果辉煌”。虽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扑在后”，其最后迎来的，无疑将是人民更加广阔的反思和更高层次的觉醒。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学者们人所共知的现实，是许多有知识有见地的读者和观众们声称“根本不看这些学术著作和电视连续剧”的原因，也是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进步者都知道的实情。因此，中共学者在此侈谈“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说梦，便是欺世大言。
历史和现状都在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人民推翻专制制度，实行民主自由之后，才有可能真实地、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和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历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马恩列斯，中国的历代马列子孙集团，及其罪恶的一伙。
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统一过进步中国，特别是在那一场长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战争中，保护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大中华民国领袖―― 蒋介石先生，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还不能归葬自己的故土，还在遭遇着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遭遇了六十年共产专制极权荼毒的中国大陆普通人民，至今还陷身在茫茫的专制苦海之中，还远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还在为争取起码的“民权”，而与残暴的“专权”苦苦地抗争着。我们中国的台湾，至今还陷在“分裂”和“投共”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旋涡中震荡，台湾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见其多的中共专制飞弹的威胁，而今日的国民党上层投共势力却走在北京的“红地毯”上，宁享中共的胯下之“荣”……。此时此刻，中共学者们却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开放阅读，迫不及待地要给蒋介石“盖棺论定”，试问，盖棺何处？论由谁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学者，无非是急着要利用蒋介石，以便迅速统战台湾，以求尽可能快地“和平解放台湾”，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谋略之下，为窃取中共权利的历史合法性，苟延其专制统治的性命，尽心卖力罢了……。
自序﹕
我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上一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 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 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 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所。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 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
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 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评点﹕
第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敢于研究中华民国这个“共产党划定的历史研究禁区”，已经算得是中共史学界的一条好汉。只要不是“御命”的，只要还能够多少讲几句真话，也就算作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勇士了。是否如此，那就还是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在“和我党保持一致”。但就其三十年后蒋介石日记阅读研究的成果来看，完全可能还是“吾学一以贯之也”！我们暂不评论。
第二、“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这句话，倒是说得有道理。孙为现代中国的开创者，在中国搞的是“要民族、要民权、要民生”的三民主义，和志在结束两千年帝制，推翻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国民革命，创建的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蒋则是忠实于孙中山的主义，推翻过专制复辟，结束过军阀混战，两次统一过正在艰难中走向进步的大中华民国，领导全民族（中共除外）战胜了日本帝国的长期侵华战争，却又因日本侵略，和共产党在前苏联命令下“闹革命、打天下、复辟专制”而惨遭失败。所以，肯定孙中山，就必定要肯定蒋介石；否定孙中山，就必定要否定蒋介石；利用孙中山也就必定要利用蒋介石；诬蔑孙中山就必定要诬蔑蒋介石。虽然，孙、蒋也各有对错，各有对历史应付的责任，但是，他们都是有错没有罪，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都曾功德彪炳。但是，反观近年以来，中共却在一面利用孙中山，企图继续劫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民主建国事业的“忠实”接班人；一面则数度横波恶浪地诬蔑孙中山和否定辛亥革命，企图在“专制改良”救不了命的时候，扑灭正在中国蔓延的孙中山革命思想。蒋介石日记开放不久，在海内批判、海外高喊要“鞭尸孙中山”的又一波狂潮（注11），其代表人物就是国内的中共学者和海外的特殊民运文化人。由此而想到另一些中共学者也受命要及时地抓住机遇，利用阅读蒋介石日记，而对蒋介石进行再侮辱和再否定，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中共一盘黑棋中的两颗“巧设”的棋子呢？
第三、自中共对外开放，尤其是近年以来，用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因中共这位“导演”的需要，少数中共学者走海外，游台湾，简直就象是“赶集”那样。其中更有人能够象变戏法似的，一人身兼各种“人士”的身份，用喜笑怒骂的方式，岂但都胜利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而且其名气和形象还因此而一再看涨。当然时间一长，表演得太多，他们当中也就有一些被看穿了。
然而，在中国，又有哪些人和多少学者才能够“到海外广泛搜集资料”呢？这些有权利、有方便、有条件“到海外广泛搜集资料”的人，究竟都是些什么人，特别是他们以各种身份，“赶集”似地到了海外――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之后，它们究竟表演了什么？又干了些什么，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因为只要看你的成果为谁所需要，看你在国外是怎么“装骂”――或小骂大帮忙，或大骂大帮忙，或装着国共一起骂，或干脆把“孙、蒋、毛一锅煮”，就是将他们个个都骂成“枭雄”。但是，回国之后，非但不会倒霉，还被中共的媒体捧如星月，岂非令人一目了然？因为共产党从来都不是吃素的，从来都是反对不得、睚眦必报的。该有多少人只因在海外失言，或真有反对言行，不是被他拦在国门之外，就是被他指使长期潜伏在海外的“第五纵队”横批恶骂，甚至是设陷井，下圈套，直至跟踪、绑架……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至于说到被邀请，在西方国家甚至是台湾，都有所谓“交换学者”。但在中国，交换的背后怕更有些被派遣者。这些特殊的公派学者，甚至是公派的特殊留学生，已经在美国拿了多少科技情报回去汇报“成果”了，海外报纸上已经不是新鲜事――因为近年来美国已经抓了、判了一个又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当然抓不出来，但还是嗅得出来，特别是对与共产党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陆人来说，共产党的名堂，中共学者的弯弯饶，别人看不懂，我们一看就明白。当今那些去美国看日记就象是“赶集”似的人，又有几人不是中共学者，不是特殊的中共学者？不是在海内外网站上“骂孙诬蒋”的闯将？不是中共倚重和吹捧的著名学者、权威学者和御用学者？他们虽然学问不大、不真，但名声却不小。
第四、说日记有价值，不能一概而论；说日记有特殊价值，更不能泛泛而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日记，在共产党长期统治下更有会招致杀头、坐牢的日记。当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有因日记而发迹的、走红的和红得发紫的，要全国人民必须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的，比如“雷锋日记”。本文笔者之一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死后多年，曾有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见到过“雷锋日记的作者”──另一位“解放”军军官，真是令人“跌破眼镜”。就不说，自从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民以来，还有多少人为了“要求进步”，该写了多少假日记，为了害人又写了多少“黑日记”。日记这东西，到了红彤彤的共产党时代，它的名堂和作用，也太大、太吓人了！
当然，古往今来，不是属于上述特殊共产时代的写日记者，应该说，绝大多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了记事的。但即便如此，也绝不能将日记看成是“在历史文献中具有特殊价值者”。因为有价值，但不特殊，更不能依靠，不能作根据。即便写日记者是一个有品性的人，其一个人的经历，一个的好恶，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感情，即便全然都是真的，都仍然会与历史真实存在着距离，或是偏差。大多数人都喜欢看传记，特别是名人自传，且不说自己写传记，几乎都是自己对，别人不对；要是由亲人、后人或好朋友写下的传记，就更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事事正确伟大，别人则事事错误渺小，特别是对那些有分歧、有矛盾、有怨有仇的“对立者们”。最典型的，莫过于黄花岗起义的破坏者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叛徒陈炯明的儿子，他为其父翻案的著作――《一宗现代历史的大翻案》，就把自己叛徒父亲说成了一朵花，而把孙中山说成了一个“头顶长疮、脚底淌浓”头号大坏人。虽然他得到了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更使得中共的御用学者们如获至宝。但凡今日要“鞭尸孙中山”者，其“历史资料”，无一不出于此。虽然这些资料，又几乎都是叛贼陈炯明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专门骂出来的，或是为从来就不想中国人好的英国殖民者们雇佣“写手”们写的。因为，当年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实曾使它们感到“芒刺在背”。 （注12）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既要珍惜历史人物的日记所提供的事实资料，参考他的观点看法，又要极其严谨、审慎地去寻找其他的证明，甚至是相反的证明，这样，日记的史料价值才能体现得出来。就象辛灏年先生在讲演中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不用台湾和海外的资料，就是因为半个世纪的分裂和隔膜，几乎使我们两岸的人民都不能相信对方的一切。如果我用国民党说自己是怎么抗战的，来证明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我们大陆的读者会相信吗？如果书是这样写出来的，不说别人怎么想，有些人怕是连看也不要看了。所以，我引证的几乎都是大陆的资料、中共的文件、毛泽东的著作和大陆学者反思的成果，然后我再加以辨析和判断，用它们来证明国民党抗战，特别是共产党不抗战，看共产党可有话说？”辛先生的著作和讲演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接受，特别为国内普通民众和海外留学生、新华侨所接受，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为了利用蒋介石日记，而片面宣传蒋介石日记的特殊历史文献价值，一方面，透露了蒋的日记的真实、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却为了“假肯定和大否定”留下了张本。近几年来，中共御用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来大骂蒋介石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风起云涌地“问世”，就是证明。至于蒋介石日记究竟如何，那是我们另外要论及的问题。
第五、序文的精彩之处，就在他终于说出了，或者还是要忍不住地说出了，他是从哪里得到了“许多鼓励的”。也就是他从事此种历史研究的动力、源泉之所由来。
这位中共学者1988年就出版了《中山舰之谜》这样一本研究著作。好坏真假，是否还是与我党保持一致，或大的方面当然要保持一致，小的细节可以少保持些一致，我们暂且不论。要评的却是，为什么一个学者对于中共领袖的夸奖如此重视呢？ “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这些话，要是说在八十年代前，还情有可原。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要以“党恩高官”为励，甚至以此来彰显自己已经被党的领导褒奖有“世界水平”，如若不是一个在感情上和行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学者之深重气息者，便不可思议了。何况什么又是历史研究的“世界水平”呢？它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又是“对的路子”？还“要坚持下去”？共产党领袖指出的路子，又有哪一条是对的？难道从那年起，这位中共学者，就坚定了党在历史研究上所规定、所鼓励的“新路子”了吗？看来事实正是如此。
至于中共学者自己说的，“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
对于这一番颇有夸耀性的自白，这一句中共学者感谢“龙恩”的话，我们还需要再作什么评论吗？在中国大陆学界，这早已是一句令人闻之生厌的话，真的不用再说了。要说，那就只能说，这位中共学者的“学术著作”，是经过专制恶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和资助的，是经过共产党的策划和批准，并且是共产党用“党费民膏”支持他研究、写作和出版的。在中国，在海内外，在所有多少还有点正派意识的人心中，“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个什么东西，还用得着再解释吗？他曾让多少人鬼迷心窍，家破人亡？当然，一个学者，一旦被列入中共统战大业的旗下，他自然就能够跑海外、走台湾就象是“赶集”一样了；而一个被统战部派赴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学者，他当然就要为着恶党的统战事业，来统战与蒋介石日记相关的一切人和事了。而统战的要害，就是“革命的两手”，就是“当面喊哥哥，背后掏家伙”。在学术上干这两手的人，还象个“学者”，还是一个学者吗？
且把它看作一位中共御用学者的活灵活现的“自白”吧。
第六、这位中共学者也叹了一段苦经。说﹕“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
这要是不了解中国大陆学界状态和社会情势的人，不用说，是要对他一掬同情之泪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吃过共产党种种苦头的“呆胞”们，海外的亲共人士，和已经或正在被共产党统战得浑身舒服，早已经“忘国忘家”的国民党高门子弟们，以及对共产党满脑袋浆糊的台湾某些国民党学者。
可是，六十年来，在从来就是夜黑风高、水恶流深的共产党内部，“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的事，从来就有。那些背后向党告这位得宠学者黑状的人，除掉一些人是对该学者象“赶集”似地跑海外、走台湾而心有不快，和一些正派人不屑他为中共统战奔走以外，还有，就是那些会让该中共学者胆寒的党内极左派官僚和所谓的极左派学者们，即文革后凡事还要按照毛泽东那一套做的人，如邓立群之流及其门下。这种人，到今天也不缺少，是所谓共产党内的死硬派，也是中共改革开放即“专制改良”的反对者，借用共产党的话语来说，都是一些真正的极端反动者和无知僵化者。他们不识时务，不知变通，更不知道如何用新的手段来维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总想象过去一样，对人民、对知识分子照样来“硬”的。这种人，当然无药可救；这种人，当然也看不上那些身段灵活的中共新一类学者们；这种人，当然事先也并不知道，被他们告状的中共学者，乃是中共统战部“旗下”的人物。因为，只要是这面旗下的，就要会“革命的两手”。为了本党对台湾的统战大业，有时候就不得不对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软话，甚至是好话，承认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事实，有时对大势已成的历史认知，也不得不将就着予以承认，只要不致撼动共产党的根本就行。就象是为了攻占一大片树林，而不得不先砍了挡路的几片枯草，几根朽木一样。此其一。
其二、这位中共学者，却是“革命的两手”使用得很稔熟，很巧妙，很停当。因为，他此时揭开彼时曾告他状的同党，实际上是要告诉别人﹕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告状人是“张冠李戴”，是对我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有两手之能的中共学者，在此不过是借诉说自己党人因误会了自己的背景和立场才诬告他，是错误的，而且“将错用错”地告诉大家﹕我从来也没有，而且也根本不会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不可能是我说的。我对共产党的忠诚从来就没有变过，对蒋介石的立场更从来就与共产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请党、请党内的同仁们放宽心就好了！
果不其然的是，这位中共学者，马上笔锋一转，便说﹕“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他在这里不失时机地立马歌颂了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时代，捧出了中央领导同志和社科院领导对他的肯定和支持。一个受了某些同党、也是同行们小小委屈、忌妒和不理解的中共御用学者，在这里实在是将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共产党政治需要的关系，将一个正在得宠的中共御用学者，而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独立学者与“当朝权势”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样一位中共学者来说，还是共产党当年教我们唱出来的歌儿对﹕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样的学者，不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能够流传得下来的学者中殊为少见，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也只有在共产党这样的现代专制极权国家才“多多益恶”。不过，这样的学者，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已经愈来愈少了。即便是在党内，还有多少人会象他这样，真心铁意地向着共产党呢？难怪中共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统战部、“马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们都要肯定他，支持他，资助他，还要党的所有媒体都称赞他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权威”的蒋介石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