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作家协会组成写作组，专门创作描写重庆打黑除恶的小说。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布置的任务。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给重庆市作家协会总共布置了五项任务，要求作协组织写出一百个反映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的感人故事。《广州日报》的报道说，重庆作协成立写作小组集体创作打黑除恶作品是专门反映重庆打黑除恶的“纪实性作品”，重庆作协准备以此“冲击矛盾文学奖”。
报道说，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已经和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行了深入交流，公安局会提供有关案件的相关资料，为作家提供“一切条件”。其他的优秀作品，将申报重庆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创作签约，在出版和稿酬方面给予支持。
原新华社大连分社记者，现居加拿大的姜维平介绍说，薄熙来在辽宁时，就喜欢和作家接触，也经常以政府财政支持一些作品创作。姜维平表示，薄熙来对毛泽东式的权斗策略非常欣赏。
“毛泽东不就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吗？一个抓枪杆子，一个抓笔杆子。在任何的任职岗位上它搞的都是整人的极左这一套，搞内斗，搞阶级斗争这一套。那么，他让作家为自己捧场来写什么自传。”
姜维平认为，薄熙来到重庆上任以来，用搞运动的方式打黑除恶，也整肃了一些当地的文化人，这次组织作家协会写作是为了树碑立传，为他本人在中共十八大更上一层楼铺路。不过姜先生批评说，薄熙来到任之后，重庆市经济不景，市财政负债已经超过财政收入四倍。
“他现在就希望重庆的这些作家给他写一个小说，写一个报告文学，比方写他怎样在那个地方唱红打黑的，但是他不会让作家来写什么呢？在经济上搞了一个崩溃的财政。这个钱都怎么花的，你想一想。一年收入才100多亿元，结果政府的负债是400多亿元。”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文艺创作，要求作家宣传党的政策和功绩。中国作家，现居美国的郑义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创作的自由加大，但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使人感到是一种退步。
“在 80年代以前这个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中国建政以后比如说抗美援朝之类的，那一定要派作家下去体验生活然后有题目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对政治这么强力地干 预艺术很反感，而且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么大的灾难。所以在文革以后，尤其在80年代，由胡耀邦主政的时候非常强调作家的写作自由。如果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 情，看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倒退。”
薄熙来在重庆上任之后，当地政府已经组织出版了十二册《读点经典》丛书，销量据称超过一千万册。 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次重庆市作协组织创作的作品，将充分反映公安干警与黑恶分子斗志斗勇和忠于党忠于法律的政治品质。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预测，这部作品 的创作可能需要“三到五年时间“。不过郑义批评说，作家无论是为权力写作或是为金钱写作，都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你要我说什么人坏，我就说什么人坏，你要我说谁谁谁好，我就说谁好，那作家就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了。而作家这个行当不管是成为金钱的工具还是权力的工具，那都是对写作的一种根本的伤害。”
姜维平则认为，重庆市以政府财政支撑，再加上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可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接替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因此会有许多文人愿意投身重庆作协的写作。不过姜先生也认为，这种吹捧式的作品不可能 打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