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发现，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里遭罪的右派们，其言行和命运，对今天争取自由民主的我们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类的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人们需要通过回忆来构建历史，以指导今天和未来。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反右的回忆录和研究成果多了起来。那次残酷的思想整肃运动，其复杂的来龙去脉在人们眼里逐渐清晰。但白云苍狗，当年受难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幸存于今天的已经只有一万多人了。那么，今天幸存的和已故的右派，他们怎样认识那场运动，怎样反思自己所经历的苦难？
今年二月，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右派们一息最后的声音，许良英、茅于轼等年迈的学者发起了《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学术研讨会的倡议书》。倡议书的目的是：要以“独立、自由、实事求是的普世价值为依据”，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他们令人震惊地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成为右派也是一种历史的最高恩赐。”
这些老右派的宣言，大有“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的加缪式生命美学精神，即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人生意义。这种自我认识的视角，深具历史感和启蒙价值，达到了开悟的境界，也让人看到了这批老人不朽的铮铮铁骨。
◎ “母亲打儿子”论调的奴性和势利
但是，许良英们只是老右派中极为稀少的正直的思想精英。在1978年平反后，右派们的表现可谓形形色色。按照平反后三十年来的表现，对右派进行分类比较，我们可以认识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软弱性和人格缺陷。
第一类是持“母亲打孩子”论调的。这种普遍流行的论调，据说最初来自五十年代著名的右派作家刘绍棠。1979年，刚平反不久的刘绍棠对一位作家同行说：“我们俩都是党的孩子。……我是调皮的孩子，结果是咱们俩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计较了。”
持这种论调的有一连串著名文化人，如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丁玲，她的著名言论是：“娘打孩子”的屈辱都不值得再提。曾被发配新疆改造的王蒙，也在其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表达相似观点：“亲娘也会打孩子，打完了，气消了，会搂上孩子哭一场。”其他还有作家张贤亮，以及到处演讲，称自己是“娘错打了的孩子”的曲啸。
这种貌似深明大义的论调，成功地淡化了反右运动迫害人权的性质，阻止了罪恶的清算。把中共政权比喻为“母亲”，完全颠倒了人民和政权的关系。即使这些老右派心甘情愿认共产党为母，如此长期地以残忍手段虐待孩子的“母亲”，在文明社会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
为什么这一类右派毫无个人尊严感？这是由于中国上千年专制对人的奴化，使奴性融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平反之后，那些本来就盲目跟随共产党、并承认强权哲学的文人，发现做稳奴隶的机会来到了，于是争先恐后向当局效忠输诚，以获取自己的利益。“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语)。于是，一心跟党走的王蒙成了文化部长，老右派朱镕基当上中共的国务院总理。
◎ 明哲保身哲学消解反抗精神
绝大多数右派在1978年以后接受了“平反”的概念，高兴地看到自己属于官方文件规定的“错划”范围。“平反”对每一个右派的个人命运来说，确实是可喜的改善，但对于整个反右运动的认识，却是一种严重的谬误，因为，一旦右派们承认自己属于“错划”，需要“平反”，这就肯定了反右运动本身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这一类右派们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遭受了长期野蛮的迫害，身处社会底层只看到官方编织的谎言，对社会制度的改变已不抱希望，只是抱怨自己被“错划”，只是诉说自己所经历的非人待遇，只希望能改变个人处境。即使对反右运动心怀怨愤，为了避免更多的灾难，他们也只好尽可能沉默，驯服地接受现实。
老右派铁流先生在《中国右派从未起义》一文中描述了真实的情况：“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贫困，是附在皮上的毛，一当为执政者或老板除名，只能痛哭流涕，检讨认错，除此岂有它哉？”“可是做了半世贱民的老右不少人还心存余悸，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仍不敢挪动半步，惟恐取消医疗劳保，减扣退休工资，甚而批斗抓捕，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风范。”
个人的生存本能，加上中国人“明哲保身”的传统，使这一类老右派不能去做深刻的历史追问：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左中右”各色政治光谱，为什么当年我就不能做右派？反右运动侵犯人权的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消解反抗的巨大力量，当老右派们终于认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平静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体却已经消失。
◎ 从鸣冤叫屈到举起维权的旗帜
幸好还有一些不肯认命的中国老右派。他们或编撰书籍，出版回忆录，由个案入手拼凑出完整的反右史，以纠正共产党伪造的假历史；或组织“五七学社”、召开研讨会，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入反思。更可贵的是，一些老右派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当局要求道歉和索赔。
据俞梅荪报道，今年2月27日北大举办春节校友联谊会，原北大著名学生右派王书瑶和王国乡胸前挂着“右派冤”的牌子，在会场里绕场亮相。他们的诉求是经济索赔，并向北大校方讨一个说法。尽管不被当局理睬，但这种公开展示的抗争姿态，是中国右派维权史上的一个象征。
在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海内外右派纷纷发起维权运动。新疆、上海、重庆和北京都有右派及其亲属发起连署公开信，表达索赔诉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2007年4月，任众、燕遁符、铁流和俞梅荪联名上书胡锦涛，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的错误，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2010年4月20日，陆清福等60位四川右派向最高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起诉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三被告向552 877名受害者赔罪道歉。
◎ 应从历史视角反省集体责任
对反右运动的反思涉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如此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迫害人的运动能够在中国发生？毫无疑问，我们应谴责毛泽东及其中共的极权主义，但毛泽东为何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巨大的罪恶？
实际上，在反右和文革两场对知识分子的大围剿中，正由于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自己）的参与、容忍或旁观，毛泽东的阳谋或阴谋才得以实行。宋永毅先生在汇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之后，把一部中国反右史，归纳为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历史。他举出积极参与反右的例子不少，其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大师的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等人。
哈维尔曾经指出：“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在中国反右运动中，不少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很多人用赞成和沉默的态度，支持了毛泽东的恶行。
这就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认识反右运动。二战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在此书中反思德国的纳粹问题，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雅斯贝尔斯将罪过分为四种，国家或政权应该从法律、道德和形而上等三个层面承担罪过，但普通人民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承担责任。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公民对国家罪行负有集体责任，并应当进行集体思过。
从反右到文革，再到六四屠杀，一系列历史灾难展示了我们民族性的黑暗面：对邪恶的姑息造成自由的丧失，信念的失落造成人的异化。幸好我们还能听到许良英们苍老而刚劲的声音：要“洗刷国家民族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