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以解放生产力为标志的，在农业体现为责任者，在工业表述为增强企业活力，其核心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在没有新增资本，没有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新技术投入的条件下，仅凭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实现经济发展的。
那么劳动者，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凭藉自己的双手及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信念，在旧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就创造了无数的新产品与价值，这使得劳动力在这场改革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他们的付出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取得的收入是最微薄的。
一、宏观上劳动力利用的低效率
中国的劳动力是按产业划分的，主要有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劳动力，第二产业劳动力和第三产业劳动力。
第一产业资源短缺，生产资料供应不足，唯有劳动力过剩，生产要素在配置上难以达到合适的比例，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的低效率，从第一产业游离出来的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无法体现，是农村劳动力资源在整体上的、社会性的浪费。
第二产业有限的资本和技术设备无法吸收大量的低素质的劳动力，人均生产资料占有量很低，下岗、待业等各种掩盖失业人数的代名词不断涌现，随之壮大的是失业大军。
第三产业的资本与技术含量低，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它的计算用的是排除法，即除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产业就是第三产业，其结果是造成这个行业的收益与就业人数在统计上有很大的伸缩性，往往构成对失业人数与经济困难程度的掩盖。
从产业构成上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最多，利用效率也最低；第二产业却是主体，所创造的总产值最高；而近年来经济的增长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非生产性行业的第三产业的增长。在按生产要素密集度划分的产业构成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低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数量稀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落后，无疑，这都是构成中国产业结构的致命伤，也注定了它吸纳就业能力的局限性。
二、微观上企业与员工之间劳动关系的失衡
按照经济学原理，只有当劳动力的增长与生产资料投入的增加保持一定的比例时，才能够取得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不对资本与生产资料进行追加投入的后果是一大部分剩余劳动力从生产中游离出来。农民工就是最典型的产物，他们不占有农业生产资料，不享有城镇职工的工作权利，唯一的希求就是能够打零工以求得温饱，让自己和家人不被冻死或饿死。
劳动力的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微薄收入需求，就成了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劳动力的利用是不科学、不公平的和低效率的，在此种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和低社会效益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政资一体的，劳动者的就业、工资、劳动保护等是由所在单位来安排的，而全局性的劳动力过剩是通过城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来缓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劳动关系表现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即通过合同的法律效力来保障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世界工厂的建立，注入了资本，带来了技术设备，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这种劳资关系，在资金和生产资料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表现为资方占有绝对优势，劳工被动地依附于资方，一旦脱离就成了断线的风筝，无法起飞。
因此，在合同内容上资方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决定权，时常出现低工薪、延时劳动等霸王条款。这些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得以实施，是因为资方作为地方政府的纳税人，是地方税收的来源，地方政府对资方的行为往往采取姑息的态度。而本应属于劳动力集合体的工会，在中国国土上的企业里却是行政附属品，是由资方指定的，并不是通过民意投票而产生的，根本不代表劳工的利益。劳动者个体在企业中犹如孤立的羔羊，任人宰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惟有一跳来求得解脱。
然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的集体抗争，诸如罢工，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方抗衡。罢工的结果是加薪，加薪的代价是增加劳动量，并进一步导致产业外移，劳资双方纠纷在一方占明显弱势即失衡的条件下，资方永远胜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