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74年12月14日发表《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一文，开门见山指出：“在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分化加剧，贫富悬殊的鸿沟越来越深。”全文用语带着鲜明的马列主义毛思想的意识形态特色：苏联在1970年代已经通过修正主义道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农庄、工厂，复辟了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他们在格鲁吉亚等各地工业部门、集体农庄、国营工厂、高校、法院都有自己的人员，占据着各级党、企业和组织的领导地位，肆意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活在吃喝玩乐中，穷奢极欲。在这些新沙皇时代特权阶层分子的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工农男女群众工作艰难、赋税沉重、生活困苦。
今天中国，昨天苏联，情况出奇的类似。由太子党、工农权贵和知识精英们合成的统治集团，凭借党政大权，掌控城乡资产和生产资料，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以红头文件黑箱操作的政策（二奶）欺压宪法原配和法律正妻，通过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的途径先富起来，组成一个通过政府权力垄断国家企业资产的特权阶层。
他们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军队、公安、司法、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等各个领域，担负党和政府与各类企业和组织的领导职务，反叛基督“自由、平等、博爱” 救赎信仰传统似的，反叛中华“道法自然，德行仁政，礼和为贵”的文化传统，追逐世俗生活中的名利情欲，周期性地在人民中间制造敌人群体，损害他们的利益而升官发财，或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或维系军队的山寨出身，或把警察变成黑社会，在各省市县镇以文件政策滥用职权，制造和操控盗窃、抢劫、炒作、贿赂、投机、盘剥、杀人等各种大案、要案，牟取“宅旁园地、住房和别墅”并分享这些工程建造中的暴利，制造假冒伪劣的商品——不仅有苏联人搞过的假“水果汁”，更有他们从没搞过的假酒、毒奶粉等。这些权贵上下合谋致富的犯罪活动，遍及工农文教各行各业的工厂、农场、旅行社、院校、医疗、司法等领域，这些党政官员串通一气、合伙分赃、敲诈勒索，权大即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地“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豪，其中有党政军警各职能部门、工农文教各行各业的官员，从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到地方各级书记、省市（县镇）长、局长、科长、警官、法官、检察官等，体力和脑力的各种劳动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他们及其家人掌握和挥霍。苏联昨天这样，中国今天也这样。
《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一文中的“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是马列主义毛思想意识形态的党文化术语，其实就是指1970年代苏联的“房产主”、“机关官员”、“企业厂长”、“农庄主席”等权贵们，居住带有华丽的客厅、弹子房、游泳池”和带喷泉的花园、精致的雕塑、“大理石楼梯和洗澡间” 的豪华的私邸和别墅。他们在苏联修建惟有权贵阶层才能享用的“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店”。
在这些专设的特殊商店里，他们每月廉价选取精美食品，包括“俄国传统的美味食品”和“所有西方百货商店能买到的东西”。他们还可以到“造价昂贵”的高级饭店大吃大喝，一餐花掉数百、数千卢布的筵席、一国营农场官员公款吃喝，每周办公室里有“几麻袋酒瓶子”，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和企业经常“没完没了的豪奢饮宴，酷爱进口轿车、英国的西服、意大利领带和外国香水”等。这些人因人性贪婪而凭借党政权力谋取特殊利益，手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做官就是“如何捞钱，如何发横财”。他们“过着非常阔气的生活，购买了私人住宅和别墅，轻而易举地买到了汽车，修了汽车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被选进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这些人确实享有特权却缺德，丝毫没有真正资产者的富贵不淫的精神。苏联昨天这样，中国今天也这样。
1970年代，苏联工厂工人工作和生活逐渐开始没有保障。按照那时候“经济新体制”的规定，为了追逐利润，拉动GDP，厂长经理“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惩罚”。劳动力在苏联重新成为商品，每年有大量职工被解雇。莫斯科市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劳动强度，在短短几年内就解雇工人1300多名，这种“谢基诺经验”被在全国推广；波多尔斯克市机械化工程管理处主任经常辱骂工人，所有不顺从他的人都被他解雇，管理处350人，“总共有318人离职”。车里雅宾斯克一工厂总共150人，“一年内就有120人被解雇”。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将不顺从的加丽雅赶出工厂，并夺其公民证，使之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而被迫自杀。斯摩棱斯克一个农庄主席酷爱发红头文件，粗暴罚款卢布15、20、 25。苏联出现大量失业工人。苏联工人昨天这样，中国工人今天也这样。
苏联现代化和城市化在二战后重建。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普及全民“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工农权贵人性更贪婪，开始以权谋私，跟工农群众分界：一方面市民居民税不断增加，从1960年56亿卢布增加到1972年150亿卢布，同时城市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工农权贵在特殊商店里可每月廉价选取俄国的传统美味和西方的现代百货。1970代末期38岁的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政治局，1985年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后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并放弃勃列日涅夫的内政干涉主义，企望苏联以民主促进富裕。1989年发生“东欧剧变”，结束了40余年全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和苏共解体。
1974年《人民日报》所批评的苏联修正主义日益加剧的所谓阶级分化，实际上只是贫富分化，在20年的1994年 的红星中国的时期全部出现，甚至更严重：工人大规模下岗，物价大幅度上涨，农业税收项目几十成百地增加。此后，党太阳的黄土地上道德下滑一日千里，人们活得越来越绝望。继杨佳2008年七一建党节刀毙8警察、唐福珍2009年11月反暴力强拆而自焚，朱军2010年六一儿童节枪毙3法官等绝望的个体抗争事件前后，台商富士康深圳电子厂还迷离地出现了年轻工人接连12人的跳楼自杀事件。红星中国今天很多工厂把工人当作炮灰一样对待，女工们还没得到恰当的培训就得开始操作可能切掉手指头的机器。2008年，广东省打击山寨工厂的运动关掉一半的玩具厂。红中国太阳降温。
看苏联昨日工农后代的知识权贵与普通群众贫富分化，戈尔巴乔夫1986年45岁开始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5年后的1991年底苏联和苏共解体，红星苏联复兴74年前被推翻的只8个月的俄罗斯共和制新俄国。中国今天没有苏联冷战时期面临的美国的强悍压力和年富力强、亲美近欧的戈尔巴乔夫力推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胡锦涛和温家宝大权在握时都是谨小慎微的老人。苏共时代俄罗斯东正教力量只是被遏制而并没被摧毁，中华儒道佛全面变异才有民间的一些团体异军突起和 10年而得不到声援。如此红中国，富权贵穷民众现象理应如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