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本田汽车在中国的工厂此起彼落地爆发罢工潮。
以丰田、本田汽车为中心的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工厂此起彼落地爆发罢工潮，日本大部分传媒、舆论基本把工潮看作两大类问题。
一类是把日本企业在中国遇到的工潮与台湾企业鸿海在广东的富士康工厂接连发生自杀案等其它境外企业的遭遇一起，视为因中国内部问题引发的相同遭遇，即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30年来的体制和社会呈现了界限。第二类是日本企业在中国遇到的独特风险。
劳力不足
经济界最大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周五（6月18日）刊登发自北京的报道说，30年来相信中国蕴藏着无限廉价劳力的中国政府，以此吸引外资构筑中国大工厂，再利用收入微薄却源源不绝流入沿海城市、不敢抱怨的民工大量生产、大量出口创造外汇的发展战略的前提终于开始崩溃了。日本舆论中持这种看法的相当常见。
这篇叫作“中国廉价劳力也有了界限”的分析文章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平均年龄因一胎化政策迅速老化，劳力开始减少。
劳资关系
不过日本立教大学教授笠原清志分析说，不仅是劳力供不应求的问题，还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主导了几十年的劳资关系在中国私企和外企增加的背景下，企业工人提升的维权意识和政治渐趋成熟的结果，中共主导的劳资关系已无法应对这种新气象。
文章引述立教大学产业关系研究所05年对在中国设厂的806家日本企业做的调查结果，只有两成企业回答有过罢工，其中主要是不满月薪和奖金，但半天和一天内就结束罢工的共有八成，其成功解决的主因是“工会非常合作”。
对现在络绎不绝的罢工，笠原认为中国宪法不容许罢工，传统上的工会基本是党领导下、不真正反映劳工利益。但08年在中国修订劳动合同法，以此转移广泛不满的劳工矛头直指政府，使劳工得到直接对资方表达不满的机会，引发了现在的工潮。
独特风险
笠原说，日企比欧美企业多了风险是因日企不大放权给当地，着重与日本总部协调和总部掌握决定权，所以既比欧美企业雇用本地人领导工厂的步伐慢，也不如欧美企业重视成果。而一发生出资比率等关键纠纷，又无法可依时，中方就往往会发动反日感情，迫使日方让步。
笠原说，这几年，劳资纠纷中，中国行政介入、警察介入的倾向也令很多纠纷劳资本身无法自行解决。
不过他认为中国工潮也不尽是坏事，毕竟也能促进中国政府理解缩小贫富悬殊需要利益再分配的问题，但他相信在中国政府建立健全的劳资法期间，日企的劳资纠纷还会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