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开讲出“六四”问题的学者之一。居然有人发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崔卫平在她的一篇博文里写道：“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崔卫平说：“迄今我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善意？不能表达对于受苦同胞的基本关怀？一个不允许、不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怕情景？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隔阂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吗？难道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才是畅通无阻的吗？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优良的一面。”
在今年纪念“六四”的集会上，我专门讲到冷漠。我说：“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反抗冷漠的斗争。”冷漠不是罪恶，但冷漠是一切罪恶存在的条件。肖伯纳说得好：“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什么是人性？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这就是人有同情心，人有正义感。人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同情心、正义感，人就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人性。
在今日中国，同情心、正义感的沦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人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那是正常的；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倒成了不正常，成了异类。那些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的人可以活得理直气壮，问心无愧；那些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人反而倒需要随时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
和冷漠的蔓延相伴而行的是遗忘的蔓延。在今年“五四”北京大学112年校庆校友会上，几位白发苍苍的反右运动受难者，举着“哭北大”、“右派索赔”、“右派冤”的纸牌，站上主席台，立即引来台下数百人惊异的目光。有人表示敬佩，有人上前慰问，有人茫然不知所以，有人感到尴尬别扭，还有一些身穿便衣的特务，则赶忙举起相机拍照。
著名的非典专家钟南山院士也出席了这次聚会，他应邀给大家讲养生之道。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 ‘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 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一位反右运动受难者的儿子马文都听到钟南山这番话，感慨地说：钟南山底气十足地要大家“忘记过去”。难道要我们忘记这些反右受难老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让这些受难者忘记几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让人们忘记那个疯狂、灭绝人性，使几千万人丧生的历次政治运动？是的，因为你忘记了，你就可以取悦当局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因为你忘记了，你就能长寿。可是你想过没有，因为你的长寿，今后可能会有多少人更加的短命；因为你的忘记，正是由于许多人的失忆，才使倍受那个时代折磨的 人更加痛苦，而求告无门；因为大家都忘记了，会使整个民族变得麻木不仁，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重蹈覆辙，再受这类苦难！冤有头，债有主，这个账有法算，也必须算，这不仅是为了受难者自己讨回公道，更是要以史为鉴。
我记得北大校友、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博士转述过一个关于牛和鸡的故事。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牛群中的一头牛老了，干不动活了，人们就在一棵大树 旁边把这头老牛杀掉了。自那以后，这位右派教师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都不肯过去，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这位放牛的右派教师再也不把牛群赶到那棵大树附近了。原来，牛这种动物竟有着这么强的记忆力和同情心！牛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吃喝玩乐，若无其事。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给抓出来杀掉，开膛破肚，一些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还跑过来争抢着吃。王友琴写到：“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我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诚如昆德拉所言：“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钟南山讲话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不但公开号召大家遗忘，而且还底气十足，理直气壮。似乎象他那样主动遗忘才是对的，别人拒绝遗忘倒是不对的。这就和上面那些向崔卫平发问的人一样，那些人自己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不肯仗义执言倒也罢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能毫无愧色，心安理得，反过来倒对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肯仗义执言的人不以为然。
其实， 说怪不怪。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惭愧的话，那他就一定要对别人的英勇表示不以为然。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只要你还在痛苦，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沉沦。不消说，冷漠的蔓延和遗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后果；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克服冷漠，克服遗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