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做总结讲话，会议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设立了分会场。人才会议如此规格和规模，带给我们不是激昂振奋和百花争放，恰恰是万马齐暗的悲哀。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安保人员透过落地窗往外张望
曾几何时，共产党领导的红星中国（简称红中国）为人才发愁过？红星才在苏俄闪耀一年半的1919年，五四运动就为14年后以江西瑞金为红都的中华苏维埃（中国农村的小苏联）准备了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干大才？苏联红星光照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1924～1927年，黄埔军校前6期为共产党培养了林彪、陈赓、徐向前、罗瑞卿、宋时轮、陶铸、赵一曼、李之龙等64名宣传军事人才。1937年，美国左派记者斯诺在英国发表《红星照耀中国》，煽情的语言将中华民国城市中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才引向了充满危险和希望的红色延安。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之际、之后，李四光、钱三强、钱学森等海外大才也纷纷回国效力。
红星中国曾经在星光灿烂的时候，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很能破常格、得大才。那是因为那时候，其生存危机和发展希望同在。红星中国，是红星俄国和共产国际为了共产主义的远东事业，输入欧洲意识形态（马列主义革命宗教）、欧洲军队建制（苏联红军）和欧洲货币（俄国卢布）的结果，是个另类，坚守中华正统的军人、文人、农民和工人都不认可它，消逝是分分钟的事，为了能生存下来，特别希望大才，完全没有资格的限制，所以20岁的林彪排长上井冈山，23就成了红四军的军长。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们并非林冲、武松之类逼上梁山，他们带着异国输入的红色理想，赋予宗教迷情和神圣光环，也是为了不尽聚集一些鸡鸣狗盗、杀人放火的盗匪。盗匪般的生存危机和教徒般的理想豪情撑着红星中国。
中国古代，从传说中炎黄逐鹿中原到清朝末期截止五千年，可谓五帝、三代的上古，到春秋战国汉唐中古，再到宋元明清近古，一直都是德政礼治：社会秩序仿效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事物的尊卑序列建立，天文地理决定人文。整个中国古代可谓“道法→德政→礼治→道法”的周而复始，三古莫不如此。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做人安分守己，社会和谐有序；治世靠教化，乱世重奖惩。中国古代重视道德，治世主要靠尊长的道德教化，靠贤才的身体力行，过程是自上而下的人心自我约束：道德礼法，但凭我心；花心藏蕊，含苞不放，自在超然。
无论道法（以道为法）、德法（以德为法）、礼法（以礼为法），最后总是人心不古而乱。人心不古，是道、德、礼的心法自律松驰，为私利欲望言不由衷、弄虚作假，致使尧舜禅让难以为继，汤武革命、周公制礼之治世制度僵死。末代君权规劝无力，改朝换代多以武力，旧朝君臣空谈道德，名分制度将贤才都往往压在社会低层，或虽有几人点缀也成为笑料。这时候惟有乱世，将军、宰相才能从卒伍、小吏中崭露头角而脱颖而出。世界各民族治乱大多走向衰亡，同一块土地上是不同民族登场和不同国家亮相。惟有中华黄土地，由中原而边陲，是华夏、汉族而中华的文明古国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进程中教化、融合周边尚武部族的过程。分，即乱世，乱了僵死制度，弱了治者的统治力量，使名分不再能够限制贤才。政界出贤人，军中出英雄，从头收拾旧山河，于是依然大中国。总之，乱世出英雄，刀剑可争王，百花开为合。乱世能人智者出道均为新治世。
中华民国1912～1949年在大陆，正逢四千年君主国被共和国终结37年的新中国，民权骤然代替君权，虽有民法出现，但两千年家国礼制奠定的族权、师权传统下，国民个人权利（人权）发育不全，兴民权必起党争、战争乱象。这乱象前所未有，君主制下宫内宦官争吵和朝廷党争扩大到民间和学校，口水战中教授们以民权抗官威，才有人的风骨、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尽管这些教授的风骨、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还缺少西方公民的理性和基督徒的平等、博爱正方向，还有些任性，但民权制度毕竟使他们可以成为不合作、拒做官、为尊严而战的大师。傅斯年不活在老师胡适身影下，一生不党政治中立，复兴了孔孟真正君师的尊严。梁思成、李四光、钱学森、梁淑溟、傅雷、郭沫若等人，都是中华民国出的大师。
中华民国在大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人才辈出，除了有真切的民权政治，更有两政府首脑亲民知耻的文化传统。1926年，段祺瑞执政时发生47名学生被枪杀的“3·18”惨案，仗义执言的教授没有一个受追究，政府高官羞惭汗颜，总理段祺瑞为刘和珍们长跪不起、引咎辞职并终生吃斋。国民党 1928～1945年训政时期蒋介石威权政治下个人作风开明，器重和包容名教授。蒋介石包容傅斯年翘二郎腿讲话的傲慢，反请傅斯年做官，遭拒绝后依然敬重其人品，在傅病逝台湾的1950年，亲临追悼会致祭。蒋介石曾关押过跟他对骂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释放刘文典后，对他在清华大学继续桀骜不驯依然包容。蒋介石一直容忍言论自由“诋毁”其政治形象，从没像毛泽东那样自我美化和神化过自己。蒋介石一直宽容《大公报》对他的批评，并在社长张季鸾病逝的1941年，致唁函，称君子儒张季鸾“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天下所悲。”亲自扶柩归葬。
反观毛泽东，作为援引马列主义全盘否定传统的小人儒和极权领袖，对民国名人毫无对敬重，仗势欺人，直接拿民国大师当小孩子对待：逼王芸生宣布《大公报》 “归人民所有”，组织政协委员和学术界批判梁漱溟和梁思成，淫威之下中华民国敢骂蒋介石的刘文典、张奚若、马寅初等教授全都哑然成为小孩。
这可谓国民党执政的白日中国（简称白中国）的大师，选择居留红中国，背弃中华君子不党传统的报应。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兑现承诺实行宪政和军队国家化，共产党因为苏联支持而拒绝宪政和交出军队，发动人海战术的所谓人民战争，蒙骗全民反白中国腐败。白中国败退台湾保存中国文化。大陆士农工商全民成了革命教徒，揭批同胞如豺狼般狠毒，服从党官如绵羊般乖顺。红中国前30年，不停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实质是全力征服白中国的遗民，消灭大师。
红星中国完全没有中华文化传统的道德贤才观念，必须大破坏才能大建立。说白了，红星中国需要在中华民国人造乱世。马列主义斗争哲学既古怪又新异，惟有在乱世中其社会敌对主义才会玫瑰花似的迷人心神，杀人毁命的千古罪孽这时候能被描绘成创建“丰衣足食，天下姓共”的大同新人间。历史如戏，抗战胜利，中国白日不再闪亮，红星成太阳；改革成功，红星中国好戏谢幕，星光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