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日记》同刚刚出版不久的六四惨案时站在李鹏对立面的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相比，其僵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呼之欲出。赵紫阳回忆录也富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同样具备强烈的个人风格。《李鹏日记》则通篇充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有的非我即敌、非黑即白的二元敌对思维。
《李鹏日记》即将出版的消息公布之后，其书电子版已在网上流传。
《李鹏日记》记载的这71天的历史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按照作者自己的表白，此书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以当时最重要的当事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李鹏的叙述确实应该既是重要的历史史料，也同时是最为权威的官方历史版本。然而，从这两个方面，《日记》均不能名副其实。此书不仅参照了当时的文献和报道，也跨越了时代，加上了多年以后的材料。如作者在六四当天日记中就引用了四年之后某西班牙记者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在天安门拍摄清场的材料，说明当时广场清场没有死一个人。
从另一方面看，李鹏本人虽然是当时的领导人，但他的说法却必须符合今天领导人的调子。否则此书就无法在中国出版。按照《亚洲周刊》的报道，2004 年李鹏书稿已经交给中共政治局审议，没有被批准出版。也即是说，他的这一版本并不被中国现任官方所认可。
非我即敌、非黑即白
尽管如此，《李鹏日记》仍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官式文本。同刚刚出版不久的六四惨案时站在李鹏对立面的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相比，此书僵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呼之欲出。
赵紫阳回忆录也富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同样具备强烈的个人风格，尤其是突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动以及敏锐的独立思考。《李鹏日记》则不同。通篇充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有的非我即敌、非黑即白的二元敌对思维。通读其书，十分令人注目的是，作者本人面对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这一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反思，从不提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最后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从学潮到动乱，再到暴乱，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规定。
为什么学生会自发悼念胡耀邦？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北京市民支持和同情学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党内有如此多的人，包括众多的高层领导人同情学生，反对对学生动武？按照共产极权主义的逻辑，所有不符合掌权者的言论和行为，均是阶级斗争、敌对思维的反映。在思想权威动摇之后，唯一的解决办法即是镇压。从此种思维看来，任何不同的声音，包括以不同方式发出的同样的声音均是居心叵测，最终都是为了推倒共产党政权。针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共产主义的教条以及当年斯大林和后来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答案。根本无须思考，也无须调查。任何主张妥协、谈判、对话等方式解决问题的做法均是支持动乱，因而是操纵动乱的幕后黑手。按照这样一种思维，赵紫阳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只能是分裂党。
可惜的是，经过了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中国，原汁原味的意识形态语言已经难以启齿，邓小平自己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内路线斗争于是失去立足之地。否则，《李鹏日记》的作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89学运冠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第十二次路线斗争了。
对失掉权力的恐怖
《李鹏日记》全书字里行间体现出共产党高层尤其是共产党老人对失掉权力的恐怖。按照此书所记述的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等的言论，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最根本目的即是为了保证权力不会落入他人手中。在权力面前，不仅是法治社会极端重要的程序正义不成为参照标准，在和平时代动用军队镇压学生，以极端手段清场流血、摧残生命等人类社会道德底线，也完全可以忽略不顾。
从保护权力这一角度解释中国何以发生六四惨案，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观照李鹏与赵紫阳同是共产党人却有两种不同的立场，还必须区分共产极权主义下的两类人才可以有更为满意的答复：共产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种人，一种人死保权力，一种人追求理想；一种人以延续权力为宗旨，一种人以理想度量现实；一种人保守，一种人改革。李鹏属于前一类人，赵紫阳属于后一类人。但是，一般情况下，获胜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