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介入激化了劳资纠纷

深圳富士康集团工司为了平息员工连续自杀事件所代来的舆论及社会压力，决定将员工的基本工资从原来的每月900元爆涨到每月2000元，涨幅达112%，这一举措以及本田佛山零件公司的罢工谈判加薪事件，引发了连串相关企业工人的罢工风潮，如今这一罢工潮正向较贫穷的内陆地区蔓延，中南海为此感到不安。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张小建13号出面否认中国目前出现了罢工潮，称工人提出自己的诉求“这是很正常的”，中共官媒也禁止对罢工事件进行报道，但罢工讯息依然迅速向外扩散。 对此，澳洲国立大学经济学研究员 樊家忠博士近日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这个事件可能是一个连锁效应。 （录音）：“富士康这个事情本身它可不是劳资纠纷，它是员工自杀，然后大量媒体的报道，然后就形成了很强的人们社会心里的冲击。这些自杀的人他并没有说，我要加薪，我要改善福利待遇，他只是自杀而已。所以，他并不是劳方跟资方的冲突，或者是劳方要跟资方施压嘛。而且自自杀的事件发生以后，工厂的运作都还正常。但是并不代表资方没有压力。郭台铭压力很大，他的压力不是来自于员工，他的压力是来自社会上其它的方面。 一方面是这个事情引起了高度的曝光，当然大家就会要求这个公司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这不是什么科学的事，就是自杀的问题, 怎么让员工不要自杀，这本身很难。其中，也没有人说你一定要用加薪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也没有科学证据解释说你加薪的时候就不会自杀。那后来为什么要加薪呢？其实加薪不是直接的去解决自杀的问题，而是去解决社会的压力，压力来自哪儿？压力来自于媒体，来自于舆论，来自于公众，甚至于来自于西方的回应。因为西方的左派都用人开血汗工厂，还要招劳工呢。所以，归根结底它真还不是劳资纠纷的事件。 但是，这个事情除了戏剧化的发生之外，它也戏剧化的发展。什么意思呢？它加薪不是加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它是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几，那这么高幅度的调薪，它又再媒体上又报道出来，然后又对人们的社会心里冲击。第一个员工会想，原来你可以加薪这么多，那原来里面的薪水被严重低估了。而且其它很多类似厂的工人，因为这个事情社会有放大效应。他想说，是不是每个生产线的员工，他想是不是我这个薪资也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大概得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社会心里现象就出现了。 所以说，这件事情不是劳资纠纷的事件，可是处理方法却是用解决劳资纠纷的方法，那么这件事情本来不是劳资的问题，也变成劳资的问题了。整个效应就集中在那个焦点上面。所以，后来的时间就连续几次重大的罢工就出现了。本田的事件、上海机械厂，也是一个台资厂的事件，还演变成暴力，我们就发现，这个事件可能是一个连锁效应。是不是会连锁下去，我们还在观察。” 记者：有报道说，富士康连环跳的背后有中共官员的影子，您怎么看？ （录音）：“有没有中共的影子，我们可以旁敲侧击。但是象中共统治下的这种专制政权，你可能看穿黑盒子里面在演什么戏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说媒体报道那么高调，我们知道媒体中共控制，那是中共故意让它报道那么大，修理郭台铭。这个事情我们很难下一个论断，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中共修理包括台商和外资企业也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历史性很长。据说前一阵子大家知道Google的事件，在Google事件难道只是外商给中共修理么，那为什么不是本土的企业，而是Google被修理。 其实外资企业在中共受到不平待遇，经济性、政治性的不平待遇，实际上是个常态了。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到中国投资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那个好处，都特许。它特许你的时候就特许。但是它同时有构思的另外一面，就是说，中共也会用各种不公平的手段去保护它自己的利益。然后修理外资企业。当你发生竞争性的企业出现的时候，所以中国Google事件，甚至于富士康事件，它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着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不公平竞争怎么理解？它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主义。比如说我不想让国外的厂商跟我来竞争。保护手段很多。关税是最典型的保护手段，但是除了关税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方法。在中国由于法律不彰，它就有很多种非正式的方法去排除国外的竞争，或国外商品的竞争，和国外投资企业的竞争，等等。 这个很容易理解，中共的高官特权阶级，都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他们都有钱权结合的地方，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公司发展最好啊。所以说，当外资进来，带来资本、带来技术他们很高兴，中共很高兴。对它发展是有帮助。同时它另外一个它也是竞争对手，这两个关系都存在。当它觉得你竞争对手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当然是会想要排除你的竞争。这其实在国际贸易秩序里是不被允许的。可是中共虽然不透过关税正式手段去干扰你，打击你。它用其它很多乱七八糟手段。它至于有没有这次特别修理郭台铭，我们不知道，说实话。媒体不透明被操控。我们永远很难看穿这个黑盒子。但是我们从结构性的问题上，我们看的很清楚。” 记者：针对国内风起云涌的罢工潮，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5月17日至6月7日连续推出4篇“社会财富怎么分”的系列报道，称要《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等”，您觉得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制度下有没有可能？ （录音）：“它说是这么说了，我们看到富士康事件，还有后来的佛山的罢工事件，这等等的罢工事件，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出来抗争的相关的人都是年轻的员工，20出头的员工，他们是低收入者，他们不是什么中等收入的队伍。你说是不是以后发展，到后来他们会变成什么中等收入，实际上是很遥远的路了，我们看不到那个点。而且罢工事件对中共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了。人们意识抬头，他就组织抗争这种行为出现，实际上是对极权政府的挑战。所以，他们不会把人民的福利，底层员工…增加当作一个好事来看，他们会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威胁来看。所以，我的想法是，这些员工要争取自己的福利，他们的对手除了资本家之外，还有极权政府要面对，我想中国工人的路很遥远的. 这些事情都不是独立的，而且我预期资方反制的动作，惩罚性的动作，还有以后中共介入打压会越来越强，因为在政治上这不是一个好事，对中共来讲，所以，它会采取打压措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的想法是中共打压会激化劳资纠纷。为什么呢？因为资方－资本家，他是企业家，企业家来处理劳资纠纷，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方法和手段，当然可能处理的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中共它是不管的。官方都是贪污腐败，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它也不在乎人民的福利的，它们介入是暴力的。除行动暴力之外，可能有很多其它的暴力措施。比如封杀你的媒体报道，各方面扭曲你，它都会采取。中共它只懂这些，它不懂其它的。当中共用国家的权力去介入劳资纠纷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粗暴，一定是对劳资关系的恶化会火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