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楚地记得，将近二十年后，又在新华社电稿中看到“罢工”二字，我非常振奋，当即写了文章讨论罢工的权利。那是 2008年11月3日，新华社发出消息说，重庆出租车司机“全城罢工”。但是，这两个字只是幽灵般地一闪而过。在新华社的后续报道和所有主流媒体的报道及评论中，重庆出租车司机并没有“罢工”，而是“停运”或“部分停运”。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没有异议人士”一样，官方通过对“罢工”、“游行”等词语的回避，来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 1982年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权利的理由就是，中国是公有制国家，不会发生罢工。即便后来发生了，那也不是“罢工”，而是“停工”。
上月中旬爆发的广东南海“本田罢工”，仿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罢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连绵不断。尽管仍有媒体按照“中国没有罢工”的思路，坚持使用“停工”二字，但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荒谬感。更多的媒体上，罢工正在难以阻止地为自己正名。劳工权益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在“没有罢工”的日子里，“停工”事实上也是不被允许的，组织罢工可以成为一项罪名。重庆“打黑”运动中，前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组织了重庆“11·3”出租车停运。在郑州、兰州等地，都出现过有人因“煽动停运”而被拘捕的事件。
只要有罢工，就会有组织者和煽动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田罢工最初的组织者和煽动者被工厂辞退离开之后，罢工者一度群龙无首，谁都不敢出头。政府和企业想要和解，也找不到代表来谈判。在中间人士的斡旋下，工人们才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经过艰苦的谈判，最后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罢工结束。
在罢工初期，本田资方除了辞退组织者，还请来实习生的学校施压，让他们签署不罢工承诺书。此外，本田公司还可以另外招工。不过，这些做法都包含着成本的考量，使得资方不会轻易离开谈判桌。谈判也就意味着承认，意味着双方的对等关系。
罢工者最难应付的其实是政府。刘少奇在1932年写下的《罢工策略》中，列举了“敌人”对付罢工的17条办法，其中若干条就是政府滥用公权力。比如“宣布罢工是违法，布告禁止罢工，命令工人复工，颁布各种限制和禁止罢工的法令”，“逮捕工人领袖，枪杀罢工工人，宣布军事戒严，直接用武装压迫罢工”。他所指的“敌人”，就是资本家和政府的联盟。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缓和事态，也会“亲切接见工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是，这都是居高临下的恩赐，而不是对等的谈判。
在本田罢工期间，政府并没有闲着，据说地方官员也十分焦虑。所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匆忙地把罢工宣布为群体性事件，直接派警察进行镇压，取代资方成为工人的第一对立面。直面劳资纠纷，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政府的角色就正当了很多。
罢工者提出的最引人瞩目的要求是独立组建工会。在过去的中国或者一直以来的外国，罢工基本上都是由工会组织，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和政府谈判。本田罢工期间的荒唐故事是，阻止工人罢工、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的，不是警察而是工会人员。如今的工会系统，要么是政府官员，要么是资方雇员，他们为谁工作不言而喻。但是，能否组建自己的工会，并不是一个劳资纠纷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只能寄望于政治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