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了孤儿。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就有难童400万，需要救济的至少10万。为了抢救这些难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龄与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20馀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大后方(包括延安)。本文作者便是保育会收容的28900多名难童之一。
2006年8月，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南京开会庆祝成立68周年纪念时，请到了保育院创办领导者蒋夫人的孙媳蒋孝勇夫人方智怡女士演讲。她对台下几百位年逾花甲的保育生说：“你们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她重复地问了两三次，台下的听众既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蒋方智怡1949年在高雄出生，她听人说过1938年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但我当时身在重庆保育院中，所知甚详。
保育院生活
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到了我在皖北的故乡。当时我才六岁，父母双亡，姨妈带着姐姐和我乘木船沿淮河逆水西逃。过了蒙城，因冬天水浅无法继续行船，只好下船用马车运行李，人跟着马车走。由于路上有土匪，姨妈只好把行李埋在一个熟人的厨房的地下。我们走走停停了几个月，直到1938年初夏才到河南信阳。当时己听到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炮声。我们爬上火车车顶，当夜碰上倾盆大雨，第二天清晨到汉口时，我们淋得和落汤鸡一样。大家先到难民收容所，每人每天发一个黄馒头，第三天我就被送去战时儿童保育院了。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换小船经三峡到重庆的万寿宫，在那儿等待分发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我是随第十六批在当年七月底到重庆的。当时万寿宫里住进了几百个难童，把大殿、走廊及天井挤得水泄不通。万寿宫后面还有一个大殿，双门紧闭。我从门缝一看，发现里面放了上百具棺材，在等吉日下葬。天井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露天厕所，墙角到处都是大小便，臭气冲天。虽是炎夏，我们却无法洗澡，几乎每人都长疥疮，流脓再互相传染。每个孩子头上都有虱子，所以男女童都被剃了光头。我们每天两餐，吃饭的时候，伙夫抬出两个25加仑的军用大铁锅，里面只有浓稀饭。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十二两的瓷杯，大家蜂拥而上，就像非洲秃鹰抢食兽尸一样。能抢到一杯稀饭不但不是易事，有时还会被稀饭烫伤。两位年轻的女老师看着大家抢饭，爱莫能助，根本控制不了。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蒋夫人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
几天后， 一位女老师叫女童出来集合，说要上船去五通桥的四川第三保育院。我因万寿宫的日子太困苦，又怕和十岁的姐姐分离，抢不到稀饭，所以就鱼目混珠，和姐姐手牵手冒充女孩子，坐上木船，四天后到了五通桥。当时大家都是剃的光头，穿的都是短袖衣裤，男女不分，没有名册，没有人怀疑我是个男童。我跟一百多名女孩子到了第三保育院后，我学女童一样蹲下去小便，晚上姐姐帮我冲澡，我们两人睡一张床。好在两三个月后，第三保育院开始接受男童。姐姐带我去自首，校长了解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也就没有处罚我。
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错，有新衣穿，三餐都有四菜，弦歌不辍。只是好景不常，抗日进入第四年，人穷财尽，物价上涨，政府无暇他顾，第三保育院就合并到自贡市的第六保育院了。
第六保育院是四川最大的一个保育院，有一千个儿童，听说开始也办得不错，但当我1940年夏去时，很多儿童连裤子都没有，三餐都是糙米饭、青菜及黄豆。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又多，结果有十分之一的儿童死去。因为吃不饱，大家就把衣服典当卖掉，换钱买吃的。我从川三院带去的衣服，当夜就被偷光了，好在还有一条短裤蔽体。老师每天晚餐后带大家去旭川河边洗澡，大家把裤子脱下放在河边。有一天，我的裤子在河边也被偷了，此后我就无衣蔽体了。
不久，蒋夫人要路过成渝公路的中点内江，距自贡市只有四十公里，要求来保育院看看。但因为很多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不可见人，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最后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才使蒋夫人未来成。在全国所有的保育院中，川六院办得最坏。
有段时间川六院附近满山遍野都是到处找吃食的孩子，把农民用大便做肥料种的花生、番薯等都拔出来生吃，因而都患了大便传染的寄生虫病。我看到一个孩子，一次吐出来二十多条蛔虫。后来保育院实施军训维持秩序，有时把犯规的孩子打得半死，有一次孩子们在夜里纠合起来去偷击教官。
我在保育院患了两次疟疾，两次痢疾，夜肓症时来时去，肚子里还有蛔虫，打出来后，仍时有隐痛，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国防医学院。我去医务室及三军总医院验查大便，都未找到寄生虫。直到我在医学院三年级学寄生虫时，把自己的大便浓缩，用显微镜一看，原来是钩虫病，经教官证实开药后而愈。
1940年夏，姐姐升学去四川万县的印川中学，她来信说有位亲戚给她五块钱。她寄了两元邮政汇票给我。但邮局要我用图章才能兑现。我去信告诉姐姐，她用她的两元给我刻了一个图章，另一块钱为往返的邮费。我领到两元前后，不舍得用，但赤身无口袋放，最后把那两元塞在川六院所在的井神庙墙上一块松砖下，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五十年后我旧地重游，井神庙别来无恙，己改为粮仓，砖墙仍在，但那两元老法币仍末找到。
我与蒋妈妈
1960年，我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做内科住院总医师。这年双十节，蒋夫人要来院劳军，院长令我准备招待蒋夫人去内科病房。我又喜又紧张，决定自我介绍，认个娘。因为在战时儿童保育院时，提到蒋夫人，我们都称为蒋妈妈。
当她的车到空军总医院的大门时，我正要迎上，却被政治部主任一把推开，他和一位年轻漂亮的助理护士长把夫人带去内科病房，安全人员围在四周，我只好站在他们的外边。近在咫尺，我终于见到蒋夫人了，但未能认娘问候她。
1979年我在纽约行医，蒋夫人在纽约号召救济越南难民，我投稿一日报响应，说明我是她四十一年前在汉口救助的难童，想知恩图报。蒋夫人看到我的投稿后，给我一信：
“毓霖医师惠鉴：来信阅悉。从你的信中知道，四十一年以前你是汉口数万难童之一。现在你在美国已正式开业十年，而且被美籍同僚推选在一大医院任内科主任。从一个难童奋斗成为一位卓越的医师，这是漫长的人生，所经过的艰辛和坎坷，是想象得到的。若非你有坚强的信心和勇往的毅力，恐怕不会获致今天这样重大的成果。你在事业上的成就，特别是在美国高度竞争之下，不仅替我们中国人争气，更可以说是为国争光，实在值得大家为你庆幸，为你道贺。若说我对难童曾经尽过力，那更使我心里感觉安慰。尤其值得称赞的，那就是你所提到的‘饮水思源’的意义。在此道德日渐沦落的今天，在外国的中国人能有多少人还记得这句话，对国家、对领袖愿作感恩图报之想？但愿你的奋斗精神和‘饮水思源’的中国美德能够为后起青年之嘉模，激发起他们更高度的向心力。专此作复并问近好。蒋宋美龄 九月廿六日。”
1995 年7月26日，蒋夫人由纽约去华盛顿美国国会接受数十位参众议员的致敬。我挤在很多的华侨中夹道欢呼，看到了她，但警察要保持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时我距离她要比在空军总医院时远得多了。
2003年蒋夫人去世。我从报上看到当年11月5日将在纽约市 Bartholomew 教堂举行追掉会。没有人邀请我，但我还是从宾州赶了过去。门口接待人要我出示请帖，问我代表哪个单位。我说代表战时儿童保育院，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坐定后，前纽约市的市长 Giuliani坐在我的旁边。他来参加追悼会使我很感动。他已从市长职位上下台，与过世的蒋夫人再无利害关系，但他仍凭友情及尊重中国而来了。那个教堂有1,500 个坐位，那天坐无虚席，还有很多人站着。但我没有碰到战时儿童保育院的老同学。
抗日战争时，全国有53个保育院，分布在大陆各省和香港，教养了28,900多个难童。其中延安保育院的 370 名保育生里出了如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其他的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斗个不休，说他们是宋美龄留下来的“潜伏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