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容齡
在近代留学教育史上，想对于日本、俄国而言，晚清中国的一个落后之处在于留学人员的身份普遍低下，而日本早期留学海外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贵族子弟，俄国当年连沙皇亚历山大自己都出国游历。而类似的行为在中国则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众所周知的所谓的贵胄留学或王爷游历海外。然而，罕为人注意的是，裕容龄及裕德龄这两位格格的留学日欧教育经历。
裕容龄及裕德龄的父亲裕庚，汉军正白旗人。字朗西，人称八旗才子。光绪优贡生，初参两广总督英翰幕事。由于裕庚官品较高，按清廷惯例，家中子女出生要先登记，女孩长大后，要候选入宫做妃子。但裕庚壮着胆子没有登记，他要让女儿读书受教育。当德龄和容龄只有几岁时，裕庚便为她们请了家庭教师。容龄年幼聪明，性格活泼。一天，老师正在给她讲解语文，发现她一点也没听进去，却轻声哼着歌曲，唱着唱着便手舞足蹈起来了。这位老师懂得音乐，并且还是位七弦琴的琴师，他情不自禁地说：“小格格，你唱得动听，舞得轻盈，如果有音乐伴奏，一定会增添不少光彩，我给你伴奏吧。”七弦琴乐声悠扬，容龄翩翩起舞。从此，年幼的容龄自编自演了不少舞蹈，老师成了第一个支持她跳舞的良师益友。
裕庚的这种大胆的选择，促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随不起眼但却有特殊意义的故事——满清格格要走出中华版图留学海外了。裕容龄12岁那年，裕庚出任驻日公使，他带领全家到了日本。
1895年,裕庚被清廷实授为出使日本的特命全权大臣。德龄、容龄全家人随父亲到日本东京赴任，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光。期间，他们常跟着父亲赴宴。在一次宴会上，一位日本有名的舞伎表演了日本古典舞，她那婀娜的舞姿深深地吸引着容龄姐妹俩。于是他们开始偷偷地让一位能歌善舞的女仆教她日本舞。聪颖的容龄，很快掌握了日本舞的风格韵律和技法。一天，日本宫内大臣土方先生的夫人来看望容龄母亲。容龄机敏地穿上和服，请求为土方夫人表演了日本古典舞——《鹤龟舞》，受到客人连连赞美。客人走后，容龄却受到父母的严厉斥责，认为她有失身分，作为一个满清王朝一晶官的格格，未征得父母允许，竟然擅自在外国高官的大人面前跳舞。但容龄还是坚持要学习日本舞，父母只好有条件地同意她学舞蹈。但规定，学舞蹈只是消遣，不能登台表演。接着请了红叶馆一位著名的舞师来教容龄、德龄跳日本舞，同时还学习英文、日文等课程。
裕庚在日任满返国后,旋即派往巴黎,出任驻法使臣。这6年的国外生活，使德龄容龄姐妹俩大开眼界,她们不仅在对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中增长了见闻,经受了历练,同时还深入地领略了现代文明在各个领域对人类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容龄。
一次，一位外交界人士的夫人来裕庚家拜访，看见容龄和德龄长得美丽可爱，尤其是容龄身材苗条，风度优雅，这位夫人便说：“美国依沙多娜·邓肯正在巴黎教舞蹈，我有两个女儿，你们也有两位女儿，我们可以为这4个女孩子开一个班，请邓肯来教她们。”容龄见到这位现代派舞蹈家并不紧张，她即兴表演了几个舞蹈动作给邓肯看，邓肯看到她优美自如的舞姿和善于抒发情感的体态，惊叹地说：“呵！这位中国姑娘具有非凡的舞蹈天才，我白教你也愿意。”
容龄经过3 年的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胜过了所有的学生。有一次，邓肯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编了一个舞剧，邓肯物色演员时，便想到裕容龄扮演最合适，于是容龄扮演了这个舞剧的主角。不久，这个舞剧问世了，她的父母也被法国朋友邀去观赏。裕庚和夫人看到剧中有一位披着长发，身裹白纱长拖裙露着半个臂膀光着脚板的姑娘竟是自己的小女儿容龄，立刻憋了一肚子气。容龄一回到家里，裕庚非常生气地说：“你是一位公爵的格格，谁让你在外国舞台上出风头，你必须在家反省。”于是把她锁在一个房间里，每天由佣人给容龄送点面包和水，关了一个星期。但是这种惩罚并没有动摇容龄想成为一个舞蹈家的愿望，她对父亲说：“反正我要跳舞，我还要学芭蕾舞哪！”裕庚见女儿意志坚决，拗不过她，便同意她到法国国立歌剧院的名教授萨那夫尼那里学习芭蕾。于是容龄踏上了芭蕾舞艺术之途，此后，又进入巴黎音乐舞蹈院深造。裕容龄终于在巴黎公开登台表演了。她表演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希腊舞》，一个是《玫瑰与蝴蝶》。
1903年春，德龄姐妹随父回到北京时，她们以其活泼天真的性格禀赋和老练通达的社交能力，一道博得慈禧的青睐。刚刚经历过了“庚子巨变”的慈禧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同时也便于与西方国家驻华使节的夫人们接触交往,便将她俩一并留在身边,充作“御前女官”，前后共历时两年，并与妹妹容龄一起获封郡主，时人称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
虽然说，她们留学日法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是游学，不过也有很多学习的内容。而其专业领域却不是普通国民教育的科目，当然也不是传统士子教育，而倾向于艺术教育，同时也有近代社交训练训练的味道。虽然，她们没有获得正规留学教育的证书，但基于其特殊的身份，却获得了一般留学人难及的进步——从格格上升到郡主，后人常称之为公主。在当时封建中国，一个女性到了这个份上，也可以了。基于他们的表现，应该是慈禧太后后来认同、批准并推动贵胄留学教育的原因。更为难得的是，她们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日子，正是清末新政的核心期。我们应该相信，曾经惧怕维新变法的慈禧太后，能在几年后陆续不断地推出新的改革政策，其中应该有这两个见识过日欧近代文明的“御前女官”的功劳。这她们的这些潜在作用，实在是不应该被历史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