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接二连三的杀害儿童恶性事件，温家宝说：“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是六十多年来共产党领导人少有的对社会事件客观、真实的表诉。
那么究竟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又怎么来解决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官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是看到加强治安措施、可以说是超强化的治安措施。
公安部长宣布又要严打，要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从邓小平以来，中共搞运动的专长是以严打的方式延续下来。而每一次的严打虽有治标的暂时效应，但都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结果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杀害儿童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严打，这也在意料之中。但这次严打，连目标都无法确定，如果再搞全国盘查、消除隐患，必然会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扩大严打对象，必然造就一大批潜在罪犯，加剧社会矛盾。
道理很简单，杀害儿童的罪犯在此之前并不是罪犯，甚至没有其它的犯罪前科，他们不过是有不同的被欺压的经历和忿恨情绪的弱势民众。从这个角度讲，不需要盘查，只要把全国所有上访者的名单合起来，就是现成的要消除的隐患了，特别是其中已经绝望的民众。当然还有一部分不在这个名单上，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相信上访有用，一开始就绝望了。
公安有能力解决这些隐患吗？用严打能解决这些隐患吗？严打能产生威慑力量使绝望的人不敢吗？这无疑是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严打可以休矣。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回到温家宝的那句话：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使受伤害的弱势民众不会转变成罪犯，把“不敢”转变成“不会”，这才是关键。
至于“社会原因”，温家宝已经讲到过两个：一个是分配不公、一个是司法不公。这两个“不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权力不受监督，使法律没有权威、使司法不独立。而这些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政体。要解决这个根本原因，谈何容易？几分钟也是讲不清的。我想要提出几项现行体制内可以尝试的设想：
一，司法改革先行，实行法官提名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健全的陪审制度。
二， 落实法制、废除上访接待制度，一切问题归法院。领导说了不算，法官和法院说了才算。
三，社会案例、民间纠纷，全面开放舆论监督，废除舆论导向。
以此也许能基本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同时，也为解决其它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提供经验、铺平道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愿不愿意朝这个方向推动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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