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德国的著名女诗人徐沛博士向德国媒体呼吁，关注在上海因为反对“六四”曾经被判刑关押三年的孙宝强女士现在继续受到的迫害。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关于孙宝强女士现在情况的电话采访报道。
距离“六四”二十一周年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旅居德国的著名女诗人徐沛博士收到人在上海的孙宝强女士的来信。孙宝强女士一九八九年因为在上海公开演讲，反对“六四”而被判刑三年。她在信中说，二十一年来，中国政府每天、每时都对她进行监督、威胁和迫害，这种迫害每到“六四”就更加严酷。为此，徐沛女士呼吁德国的媒体、以及相关团体关注孙宝强女士的情况。记者二十七号中午电话采访了孙宝强女士。
资料图片：孙宝强（记者天溢提供）
孙宝强女士对记者说，“八九年是因为我抗议屠杀学生他们判我三年刑。三年以后，现在把我二十一年的工龄一笔抹杀。这就是说，我是六八年老三届进厂的一直到八九年，我整整二十一年的工龄被他们无耻地一笔抹杀了。我已经要六十岁了，没有办法还要在外边拼命打工。因为我进监狱后，出来就失去了工作。我的丈夫为此也拼命打工，结果因为在帮助别人安装空调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坏了肾。此后就一直靠吃药来调理。我现在没办法，我六十岁了，为什么还在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家需要这笔钱，需要这笔钱来买药。但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三天两头到我公司来。我的老板今天碰到我还跟我说，上个星期他们又打电话给他了，他们问，孙宝强星期六，星期天到哪里去了？”
孙宝强女士说，这种迫害是完全是一种超越法律的，无法无天的迫害，“他们肆无忌惮地威胁我，无耻地把我所有的邮件都拦截，所有的电话都窃听。我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无怨无悔，但我痛苦的是，我不是被判了三年，而是判了无期徒刑，不是我孙宝强一个人被判了刑，而是我的全家跟着我都被判了刑。我的丈夫本来已经准备在八九年到澳洲去留学了，因为我功亏一篑，没有去成；因为我，我的丈夫工作中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现在肾都有毛病；因为我，我的儿子从小被人骂做小暴徒，额角上至今还留着一块被人砸伤留下的疤痕；因为我，我的儿子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让他说说他的母亲，听说了我的情况就被人家辞职，不再跟他签合同了。因为我，我们的家人付出了太多，太多了！现在我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是不放过我……！”
